芳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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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先生逝世

March 4, 2015

曾彦修先生于2015年3月3日4点43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炎黄春秋编辑部:【讣告】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中国著名学者、著名的出版家,炎黄春秋杂志社顾问曾彦修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3月3日凌晨4点43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6岁。谨此讣告。查看全文>>

人民出版社原总编曾彦修去世 曾自划右派完成指标

章诒和: 曾彦修先生走了。他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一生波澜起伏。古稀之年,成为研究苏联崩溃历史的学者。他在《天堂往事略》里告诉我们:“”思想专制 与武力专制紧紧结合在一起,是苏联这个国家的根本统治方式。而思想专制又是高于其它任何专制的。其核心是个人专制,一切真理出自最高权力。”

今天17:56 来自三星Galaxy Note II

南大景凯旋 : //@陶然万柳世界: //@谓贤: 本质上苏联的道路,就是一条通往奴役的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影色渔樵: 苏联的道路决不是人类的必由之路,谁也不要再去为那条路奋斗了。

绍兴师爷在北京: 2011年7月30日下 午,我陪于浩成前往林萃路造访新闻出版界前辈曾彦修老,其声其容,在耳在目。晚年在他出版的「天堂往事略」(上下册)概述中这样写道:我九十岁已过,为何 还要如此自苦呢?我自不量力,想要向世人证明一下:苏联的道路决不是人类的必由之路,谁也不要再去为那条路奋斗了。[蜡烛][蜡烛]

2015年3月5日12:32 来自360安全浏览器

悼曾彦修

出 版界耆宿、杂文界大师曾彦修(严秀)同志于本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他任人民出版社兼副总编期间,顶着让全国按比例划右派的 命令,为保护无辜同人,把自己划成右派去顶替,落入苦海二十余年。先生为文坚持鲁迅风骨,冷对强权,热掖后进,令人没世难忘,定将垂范千古。他早年就读四 川省立成都联中(石室中学前身)高普13班,是我们的学长。我们以他为荣,力求配作他的学弟。

坚拒整人自划右派入苦海
苦心诲世甘为孺子做老牛

恭送严秀学长西行
后学黄一龙、曾伯炎敬挽
2015年3月3日

韩三洲感叹陈廷祚陈情表:这场公案,与谁细论

March 1, 2015

这场公案,与谁细论

韩三洲

千古流传的《陈情表》,是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一个奏章。文中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的大义,除了感谢朝廷的知遇之恩以外,又倾诉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今天,笔者手边也有一本道尽悲辛曲折的《陈情表》,记述着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而且鲜为人知的一场学术公案,可谓真情流露,委婉畅达。

 

     公案的当事人,是今年已届九十五高龄的微生物学家陈廷祚先生(1917——2015)。陈老先生是江苏盐城人,194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1946年参加自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留学 统考,录取公费留学赴丹麦专习生物制品和微 生物学。1948年接受东北人民政府邀请,于1949年底回国。1950年参加卫生部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1957年被划成右派时,转入他亲自参加新 建的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曾任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总技师。1992年,陈廷祚离休。20097月,九十二岁的他在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出版了积攒着他的一辈子悲酸情结的《陈情表--爱国海归PK院士五十年》一书,内中详细叙述了他与国内顶尖的热带医学奠基人、学部委员钟惠澜(1901——1987)之间的学术纷争与成果纠结。

 

《陈情表》记载,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的夏收期间,四川省温江地区农村突然爆发了一次史无前例、原因不明的特大疫情,众多的青壮年农民集体下田收割早稻,突然病倒,高烧不退,咳嗽咯血,导致肺部大出血死亡。到了8月,疫情发展到了高峰,形成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农业生产一度陷入了停顿,甚至水陆空交通也实 施了防疫管制。疫情发生后,虽然有人怀疑病原学是国内常见的钩端螺旋体病,但这次病状又与以往教科书中所述及的症状大不相同——患者病状呈非典型性,少见 有黄疸发生,但呼吸道症状显著,很多患者是由于咯血或肺部大出血而猝然死亡的。当时,这也迷惑了当地所有的医生和专家,致使他们处于束手无策、不知所措的 境地。此时,陈廷祚则借鉴前两年英军在马来亚丛林作战时所经历的类似病例,提出应当考虑为“钩端螺旋体病”的个人见解。他自己不顾刚刚被内定为“右派”的 政治压力,毅然投入病原体探索,在连续煎熬几个不眠之夜后,终于在此年816日,第一次获得阳性血清学试验结果,确定了这次疫情是由一种新型的钩体病所引发的特大流 行。随之,还找到有效的防控措施,挽救了大批患病农民的生命。这次,陈廷祚从一个名叫赖安华患者的血液标本中分离出钩体病原株菌体,经多年反复检验证,发 现了一个新血清型别,这是一种新的“肺出血无黄疸型钩体病”,或称肺出血性钩体病,其在临床上的独特表现,从未见于别的教科书叙述,所以,在国际医学界称 为“赖型钩体”。1987年,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WH0FAO钩体参考和研究合作组织”,确认陈廷祚所发现的“赖型菌体”为国际上一个独立的新血清型别,并获永久收藏。

 

陈廷祚在《陈情表》中,有一篇“一封投诉无门的申诉书”的章节写道,就在他首先分离检验出为害中国半壁河山的“出血黄疸型钩端螺旋体赖株”之后,有一位资深防疫医学家,在824日奉命来四川核实这一重大发现并查验证实返回北京后,却贪天之功为己有,向中央政府谎报说,是他在抵达现场三天后就找到了钩体病原体。是凭借其官职、地位和名望,“乘人之危,巧取豪夺”了另一位内定为右派的学者(即他本人)已经取得 的该项科研的重大成果,并使陈廷祚本人最终被戴上“右派”帽子,技术待遇上从医学一级一下子降为四级,让自己一生和家人都蒙受了深重的苦难。这桩侵占他人 技术成果事实真相,终于在三十余年后,在四川省卫生厅的编撰的官方资料披露了出来。而陈廷祚本人为了表明当年以及随后五十年的坎坷历程,先后撰写了六篇专 题论述,列出种种实验资料,将事实真相交待得一清二楚,来源均可查可考。这本《陈情表》,副标题为“建国海归 PK 院士五十年”。书中认为,就本案所造成的有损中国知识界的形象来说,应该视为国内欺世盗名、剽窃掠夺的顶级学术腐败,由此还造成了负面的国际影响。

 

与官方公开记载的数据相对应,陈廷祚所说的剽窃和强掠他学术成果的人,正是国内传染病研究的泰斗级人物、著名的微生物专家、热带医学的奠基人钟惠澜先生(1901——1987)。在各种公开出版的传记和文字材料中,对钟惠澜在处理1958年温江疫情的描述,一直是作为他的人生亮 点、甚至被誉为“华佗再世”而被反复宣传的。这样的材料十分感人、栩栩如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钟惠澜已经成为国内每当国内出现大面积流行的疫病,他就 像消防员一样,亲自到疫区‘灭火’。1958年,全国医学界正在开展拔资产阶级白旗运动,钟惠澜被批判为四大白旗之一。此时,四川的温江、重庆、乐山、雅 安等地区同时暴发一种来势凶猛的传染病,患者发高烧,淋巴腺肿大,咯血,甚至在短期内死亡。当地怀疑是鼠疫或特种流感,因而封锁了疫区。周恩来总理得知这 一情况后,马上给钟惠澜打电话,派他去处理疫情,指示他要尽最大努力控制住疾病的流行。第二天,他就赶到疫区,经过多方面考察,很快否定了鼠疫的可能,确 定这是一种名为‘钩端螺旋体病’的恶性流行性传染病。由于判断正确,三天内便控制了疫情,解除了对疫区的封锁。钟惠澜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周恩来总理的赞赏, 周总理亲自打长途电话,说‘钟院长,你又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后来钟惠澜回到北京向跟周恩来总理汇报时,再次获得了总理的夸奖,说他又立了一大功。

 

新时期后,陈廷祚的摘掉了“右派”帽子,四川省卫生部门也为扑灭四川温江大规模瘟疫一事正本清源,承认陈廷祚的科研成果与独特贡献。但陈廷祚本 人,却从1987年吉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一书中,看到了这样一个反常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就在官方出版的同一本书中,陈廷祚和钟惠 澜都各自宣称自己是首先发现新型钩体病原体的人。2001年,在钟惠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报导中,钟惠澜一生的最大亮点,依旧是五十年代温江瘟疫的研究成 果。这也让陈廷祚老先生在事隔三十多年后,才发现了自己的科研成果早已被人剽窃。于是,他和家人多次写信和找有关部门申诉,以求讨回公道,给个说法,却无人回应。他只有把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详细写下,汇成《陈情表》一书,将此事公诸世人,大白于天下。

 

现在看来,这场公案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双方的地位不对等,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学部委员和 1978年成立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热带病研究所所长,处于明显的强势;另一个是当年被打入“另册”的右派分子,是二十多年来一直被打击、被排斥的对象。二 是宣传媒体一边倒的倾向性,时至今日,在对温江防疫一事的报导上,官方媒介所沿袭的依旧是五十年代的定论,是把钟惠澜作为首功来歌 颂的;而作为另一方的陈廷祚,内地根本发不出声来,只能自己花钱在香港出书,小范围的赠送,来道出其中的前因后果。第三,也是较为棘手的一点,作为公案的 一方钟惠澜先生,已经辞世二十多年了,更没有人愿意来插手或调查这场公案是非原委了。据内情人讲,现在国内学术腐败如江河日下、抄袭剽窃已成家常便饭,尤其是利用职务与权势来抢夺别人学术成果的现象,更是 屡见不鲜。所以,国内学术界之黑暗,并不亚于天天你争我斗的官场黑暗。况且,眼下明摆着的学术纷争,都无人过问,明显的学术腐败,也得不到惩处,更遑论四 十多年前的陈年积案?如前些年轰动一时的国内著名律师张思之、浦志强代理王天成状告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叶中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被告公开的著作明显抄袭了王天成四十六处、数千字的文字,二审却都以原告败诉而草草收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周叶中是曾经出入中南海为政治局委员们讲授法律课的头面人物,不久前还当选武大副校长;而王天成则是一个曾因八九风波而判刑入狱的后生小子。由此可见,真理终究抗不过强权。《陈情表》所涉及的人物,也非同一般,何况在中国,更缺少一个公正透明、能主持正义的权威机构,来评判学术上的是非曲直。

 

“陈情表”是古代的一种文体,一般以臣子向君主奏事陈情、告白冤屈为内容。而陈廷祚所亲历的这学术公案,虽是娓娓陈情,又该与谁细论?在国内学术界泥沙俱下、龌龊不堪的今天,看来也只能由这九十五岁的老人在书中如泣如诉地自说自话了。

五柳村2015年3月1日收到

傅国涌:发现林昭的死刑判决书

February 13, 2015

转自2015-02-10 傅国涌 墨谈国是

图:林昭上中学时。一九四八年摄于苏州

●她的死并不是为那个时代殉葬,乃是为结束那样的时代作铺路石,她也确实坚硬如花岗石。在她身后四十五年,对她的判决,犹如对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真实的审判。

林昭被杀四十周年前夕,我在编一本《林昭之死》(开放二○○八年十月出版)时,想约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先生写一篇文章,他已答应,不料动笔之前查出有 病,手术前来电表示歉意,他说本已构思了一个剧本,其中有滴水洞中林昭与暴君毛泽东对话的一幕。此剧未能写成,留下了一个遗憾。我也曾约请张思之先生从律 师专业角度写一文,他答应了,但要求看到林昭判刑的相关法律文书,当时我手头只有一份上海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两份宣告她无罪的判决书,最为关键的 林昭获刑二十年和死刑的两份判决书都没有找到,张先生最终没有完成此文,又是一个遗憾。

去年发现两份林昭入罪判决书

直到二○一二年十一月我才见到这两份判决书,第一份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第二份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

与一九六四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不同的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一九六二年度静刑字第一七一号」指 控林昭的主要罪名有了一些变化,而且判决书是她与兰州大学研究生顾雁、北京大学助教梁炎武同案判决,三人分别被判处二十年、十七年和七年,顾雁划右派后, 住在上海南汇县,与林昭有直接的接触,梁是否见过林昭还是个问号,他们却被同案审判,原因是林昭最后并不是像「起诉书」指控的以「中国共产主义自由青年战 斗联盟」主犯身份被判刑,而是以跨省(涉及甘肃兰州、天水等地、上海、苏州、广东)的「《星火》反革命集团案」要犯而判刑。

此案于一九六○年九月因有人告密而发,从甘肃一路牵连到苏州、上海等地,共被捕四十三人,判刑二十五人,其中林昭、张春元及甘肃武山县委书记杜映华三人先后被处决,林昭因《星火》而与并不熟悉的梁炎武成为同案,出现在同一份判决书上,判决书中关于林昭的部分说:

「被告林昭原系北京大学学生,一九五八年沦为右派分子留校察看后,仍然不思悔改,书写反动长诗《海鸥》,污衊攻击反右斗争,并寄给兰州的右派分子孙 和进行散佈。当兰州反革命集团为首者赏识其反动的才能,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专程来沪联繫后,即气味相投,表示尽力支持,在张春元回兰州前,特地赠与一本现 代修正主义纲领草案及其自己写的一篇恶毒地影射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之后,张春元与顾雁等就参考现代修正主义纲领 草案,公然提出『要在中国实现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其所写该篇长诗编印在反动的《星火》刊物裡面。一九六○年上半年,被告林昭先后从 张春元、谭蝉雪、顾雁等处听到关于该反革命集团的各种阴谋计划的传达,并接受起草反革命纲领等任务。迨一九六○年十月案发被捕后,仍抱对抗态度,拒不供认 罪行。更恶劣的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因病予以保外候处后,竟乘机在苏州拉拢右派分子黄政,成立『中国共产主义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组织,并书写反革命政治 纲领十条。同年九月,又书写内容十分反动的《我们是无罪的》等四篇文章,竭力为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呼冤叫屈,企图翻案,并勾结本市外侨阿诺·纽门要求予 以寄往国外扩大其反革命宣传。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将被告林昭依法收押后,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在监狱内发展将要刑满释放的女犯人张茹一参加其反革命 组织,并布置张茹一释放后至苏州与黄政如何联繫活动。同时,在监狱内公开书写大批反动文章和诗歌,呼喊反动口号,煽动其他犯人起来对抗政府,其反革命气焰 极为嚣张。」

和平民主社会主义被当作罪证

林昭之所以会与兰州大学的这些右派们气味相投,并最后因此蒙难,是与她自己有关「串珠子」的思考密切相关的,她自一九五七年北大「五一九」运动以 来,就渴望跨校、跨地域结识同道,共同寻求她们的理想,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是「时代思潮」使然,「一个『阶级』的这些人」更要凝结在一起。她自称秉承北 大和「广场」传统的影响,很重视对外地外校的联繫,从北大、北京的情况,她相信天涯何处无芳草,有著深刻共性的「散珠子遍地是」,小串珠串在一起,「戏就 有得好唱」。

与她同案的顾雁虽然是北大物理系毕业,但她们此前并不认识,林昭与兰大一群的连接也不是顾雁完成的,而是兰大的孙和通过妹妹、北大学生右派孙複知有 林昭其人,写信给林昭,这样联繫上的。张春元是兰大学生右派的中心,他读到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慕其才,跑到上海来联繫,此时顾雁也到了上海,他们有 了来往。《星火》的想法起自张春元他们,林昭起初并不同意,认为冒险,她而且认为西北的同道性格上有点急——

「大约黄土高原上比之金碧辉煌的北京城内是辽阔而且犷悍,兰大的朋友们性格相当开朗而外向,好动作,却不甚好静去深思,……似这种好动的习性用以造 反,长处是颇富于进取,短处是不善于等待……」她最终却被这些西北热血男儿的热忱和理想主义感动,汇入了他们的行动之中,她将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室监 督劳动时複製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连同自己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亲自交给了张春元。

与她少女时代跟随中共地下党,反抗国民党的那些地下刊物相比,创刊号只是油印了三十来份的《星火》实在算不了甚麽。判决书竟将《星火》公然提出「要 在中国实现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当做罪证,可以想见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那个时代可以公然与「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敌,将 追求这个理想的青年打入万劫不复之地。真正使她放弃「等待」,与西北男儿共同承担的乃是埋在她内心深处的民主观念和自由倾向。这是「最内在、最本质的一个 原因」,也是她最终不得不直面死亡的原因。

入狱后孤独的反抗,绝非精神病

如果说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之前,林昭与张春元、顾雁等「星火」一群的思考和抗争,与黄政的「中国青年战斗者联盟」的设想,代表了中国青年一代在二十世 纪六十年代初对黑暗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反抗,如同精卫填海、夸父逐日一般,注定了悲壮而惨烈的失败,和漫长的牢狱代价,毕竟那还是一代人群体的抵抗, 虽然人数稀少,那是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精英群体性的精神抵抗,当然精神层面远大于现实层面,象徵性远多于实际效果,她毫无疑问是其中出色的一员,但她 并不孤独,她的思想也还没有大幅度的超越同时代的精神同伴。

那麽到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他重新收押到提篮桥监狱之后,她已与外界彻底隔绝,她只剩下了一个人,真正开始绝望、孤独的独自抵抗,从精神深处、生理极 限、生命高度上,她以女性的特质、基督的信仰、文学的才华乃至全部的生命能量,来抵抗一个不可抗的体制和不可抗的时代洪流,她的生命不可挽回,是她毅然决 然唾弃那个时代,同时也是那个时代不配拥有她。她真的「疯」了吗?

她的精神病当时被狱方否定了,一九八○年又被官方否定。老实说,即使对于精神疾病问题,也不是普通的医生所能解释的,在那样一个荒谬绝伦的时代,要 说精神病其实是那个时代患了深入骨髓的精神病;林昭有病,也只是那个时代病入膏肓在一个孤绝的反抗者身上的投影。对此,只有苏珊桑塔格这样的人类智慧的头 脑才有可能进行出色而合乎实际的分析。所以,无论有谁试图以林昭有精神病来否定林昭反抗的精神意义,来否定她巨大的精神价值,注定都是徒劳的。

上海军管会为效忠毛杀死林昭

一九六八年对林昭的死刑判决不是法院作出的,而是在「文革」砸碎原有司法审判机关的情况下,由军事管制委员会作出的。有个别人在网上质疑林昭在狱中 是否真的书写了血书,其实关于血书的最初说法,据胡杰兄告诉我,就是来自这份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 书》「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十六号」,其中就有「林犯还在狱中用污血在牆上、报纸上涂写反革命标语」,成为她致死的原因之一。这份正常法律外的死 刑判决书这样指控她的罪名:

「反革命犯林昭出身于反动官僚家庭,一贯坚持反革命立场。一九五九年积极参加以张春元为首组织的反革命集团,拘捕后,又扩展反革命组织,发展成员。为此,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由原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徒刑二十年。

但反革命犯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顽固地坚持反革命立场,在狱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大量书写反革命日记、诗歌和文章,恶毒地咒骂和污衊我党和伟大领 袖毛主席,疯狂地攻击我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林犯反革命破坏活动更为猖獗,继续大量书写反革命文章,竭力反对和肆意诋 毁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林犯竟敢明目张胆地多次将我刊登在报纸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用污血涂抹。与此同时,林犯还在狱中用 污血在牆上、报纸上涂写反革命标语,高呼反革命口号和高唱反动歌曲,公然进行反革命鼓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在审讯中,林犯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

林昭狱中的态度、绝望的反抗成为她获判死刑的罪证,「文革」公检法都不存在,整个社会处于军事管制之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任何不满都可能 获罪,何况林昭如此决绝的反抗,她的死乃是注定,她用血写的文字要为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做见证。她要用生命完成一首超过一切象形文字的诗篇,林昭是诗人、 是战士,更是思想者,她要用生命完成她的角色,他蔑视死亡、她知道死亡不是结束,死亡乃是最大的反抗,在那个时代,还有比死亡更有力量的反抗方式吗? 这份死刑判决书最后说:

「反革命犯林昭,原来就是一个罪恶重大的反革命分子,在服刑改造期间,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在狱内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属是一个死不悔改、怙恶不 悛的反革命分子。为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改造条例第七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第三款之规定,特判决如下:

判处反革命犯林昭死刑,立即执行。」

她没有苟活于那个时代

三年前林昭获刑二十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第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但是判决书最后还有一句话:「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到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改造条例》第七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第三款作出的死刑判决,已经没有上诉程序,仅仅十天后,她就被悄悄枪决,她的血从 此融入了中国的土地。在这份死刑判决书的前面是一段那个时代人们熟悉的「最高指示」:

「不管甚麽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至死不变,愿意带著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

林昭坚持自己的信仰,至死不变,她为捍卫上帝所赋予人类的尊严死了,作为基督徒,她确信自己可以见上帝去了,她没有苟活于那个时代,她的死并不是为 那个时代殉葬,乃是为结束那样的时代作铺路石,她也确实坚硬如花岗石。在她身后四十五年,一遍遍地读那个时代对她的判决,我看到的却是她对那个时代和这个 时代真实的审判。

二○一三年七月十八日遂昌一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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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1日 下午 9:50
作者:

天安门母亲感谢徐友渔捐赠奖金

February 1, 2015

天安门母亲:关于接受徐友渔先生转赠瑞典人权奖奖金的声明

(参与2015年2月1日讯) 日前,我国著名学者、自由知识分子徐友渔先生荣获2014年度瑞典奥洛夫・帕梅人权奖。该奖以前瑞典首相奥洛夫•帕梅命名。
    
    奥洛夫•帕梅一生致力于世界民主、自由、人权事业,他为人类普世价值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直至被刺身亡。我们为自己的同胞能获此崇高的奖项感到无比的自豪。
    
    徐友渔先生孜孜不倦致力于中国的民主事业,不仅著作甚丰,多有建树,而且身体力行。他坚持基于理性的渐进改革,坚持和平非暴力的基本原则。二十多 年来,他始终为他所争取实现的自由、民主和公正的社会而艰苦奋斗。为此,他支持国内坚持民主理念的人士,关心国内受压迫民众的疾苦,尤其是二十多年如一 日,时刻关注着“六四”遇难亲属――天安门母亲的命运。在以往的岁月里,我们曾多次得到徐友渔先生的人道捐助。
    
    在2014年“六四”25周年前夕,我们群体中的一些难属从四月份起便遭到政府当局的软禁、严密监控,未能进行计划中的集体祭奠(以往“六四” 十、十五、二十周年我们都会举行集体祭奠)。然而,正是徐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冒着风险,以惊人的勇气和胆略,成功地组织了“六四”二十五周年的追思和悼念活 动,弥补了“六四”难属被集体噤声的缺憾。
    
    然而,身患多种疾病的一介书生――徐友渔先生却为此与他的同伴多人一起遭受了牢狱之灾,身陷囹圄,被关押在看守所月余之久。年近70的他,被戴上手铐和黑头套,受尽种种不公正、不人道的对待。当我们再次见到重获“半自由”的徐友渔先生,竟形影枯瘦,判若两人。
    
    天安门母亲对此严重侵犯人权、蔑视人性的恶劣行径,无比气愤,予以强烈的抗议与谴责。
    
    令我们感到十分意外和感动的是,才从牢里取保候审出来不久的徐友渔先生竟矢志不渝,毅然决定将瑞典帕梅奖的全部奖金(7万5千美元,约合人民币45万元)悉数捐赠给天安门母亲群体,让我们转送给全国各地处于困境中的各家难属。
    
    这笔赠予对于我们难属群体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随着岁月的流逝,难属中的老父母均已步入晚年,疾病缠身;亲人的被害给他(他)们身心所造成的伤害难以言表,尤其是近几年来,已有37位难友先后愤然离世,留下的不少难属还在苦苦挣扎与抗争!
    
    在此,我们怀着由衷的感激之情向友渔先生说一声:“谢谢!”
    
    愿上天保佑您!
     天安门母亲 2015.2.1.

瑞典日报 | 徐友渔获帕尔梅奖

January 31, 2015

在争取中国更美好的耐心抗争中――徐友渔把帕尔梅奖全部奖金捐给“天安门母亲”
    
作者:罗多弼 译者: 裕


    
    《瑞典日报》编者按)中国哲学家徐友渔在他的社会分析中,注重于自由和平等必须如何调和的问题。然而,他争取民主自由的工作被中国当局所摈弃。今天,他被缺席授予奥洛夫•帕尔梅奖。颁奖仪式于2015年1月30日下午15时在瑞典国会大厦中开始举行。
    
    罗多弼:在争取中国更美好的耐心抗争中



    今年的奥洛夫•帕尔梅奖得主徐友渔教授是一位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对自由、民主、公正和人权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以富于感染力的方式结合了两个方面:深入学术分析不失基本价值,热望美好社会不逾理性真相。
    
    徐友渔出生于1947年,在中国西南的四川省长大。他因父母早逝从14岁起就独自居住,这无疑奠定了已成为他突出特点的独立性和精神力量。 1966年,他在高中最后一年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随后十年中,他像千百万同代人那样“和群众相结合”,务农和做工,还一度参加了负有推行毛泽东革命 任务的红卫兵。
    
    在他1999年出版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形形色色的造反》中,他分析了文革和红卫兵运动,试图理解那么多青年人怎么会产生如此多的暴力和如此不人道 的行动。他指出的重要因素包括:阶级斗争学说,红卫兵追求权力和私利,以及人们基于家庭出身被划分为不同类别。他强调需要尽可能如实地描述中国是如何走到 了文革。
    
    文革后,徐友渔于1978年考进四川师范学院学习数学,次年到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他的哲学研究生学习。他专攻分析哲学,虽然这门学科在中 国从来没有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仍有极少数杰出的代表人物。其中有徐友渔的导师洪谦教授(1909-1992),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曾留学欧洲,成为“维 也纳学派”的一员。
    
    徐友渔喜爱分析哲学的知性精确度和清晰度,这种素质是他觉得在中国旧传统以及从欧洲进口的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都缺乏的。精确度和清晰度也是他自己写作方式的特点。
    
    徐友渔于1990年代到牛津大学继续他的研究,师从著名语言哲学家迈克尔・达米特教授。徐友渔作为哲学家最重要的著作,大概是1994年出版的 《“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不过,他还出版了一本关于罗素的书,并参加了将维特根斯坦全集翻译成中文的工作。
    
    徐友渔一直具有强烈的政治兴趣,在文革后很早开始参与社会批评讨论。早在1980年,他就参加了后来著名的研讨会,使用先前被禁止的马克思异化概念来批判文革和中国的政治镇压。
    
    徐友渔在公开辩论中真正活跃是1990年代,当时他对中国社会的敏锐分析开始引人瞩目。1996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转型和人文精神》的文 章,我记得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简单明了而很有说服力。在这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如何深化――虽然斯大林式的政治迫害仍然是中国最大 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但是社会不公当时已开始出现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中,体现在贫富悬殊的扩大。不过,这一当然完全准确的观察,并未导致他得出拒绝市 场经济改革的结论。相反,他主张持续改革,并同意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但他呼吁采取行动,以解决改革的负面影响。
    
    这一直是他关于如何继续发展中国的基本观点:一方面是经济上继续自由化的信念――需要市场经济来创造经济增长,而私有产权和自由企业是自由、公正 和民主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是促进平等和公正的政策。他不断加强并明确要求言论自由、独立司法、独立媒体和自由普选,以作为中国继续现代化必然需要的成 分。
    
    徐友渔注重于自由和平等必须如何调和的问题。2001-2002年,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作奥洛夫・帕尔梅客座教授,最重要的讲座主题就是“关于自 由和平等的当代思考”。在中国背景下,徐友渔定义自己为自由主义者,但很容易理解,他也能够认同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努力发展一个将自由和平等相 结合的社会。
    
    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徐友渔的主要灵感来自于现代西方思想家 ―― 例如,美国人约翰・罗尔斯和罗纳德・德沃金一直对他很重要 ,而对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则采取批评的态度。然而,他近年来更明确地开始强调中国古典哲学家作品的本意,以区别于被用作中华帝国镇压工具的那些传统观念。 他越来越正面地评价中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但并不因此把自己视为儒家、道家或佛家。
    
    他高度批评那种倾向,即试图调动部分中国文化遗产特别是儒家思想,来合法化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他警告说,要在政治思想上特别警惕带有文化色彩的新民族主义,认为它会导致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局势。
    
    徐友渔时常提醒说,中国农村的人仍是一种二等公民,尽管国家近70年来一直由声称代表农民的政党统治。在进行决策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来自农村的一 个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是来自城市者所代表人数的四倍。在农村的学校一般比城区学校差得多,医疗保健也被忽略,社会保障网也比在城区差得多,等等。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在徐友渔看来,是中国继续现代化和发展的障碍。只要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人民也没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他认为就不可能解决那 些关键问题,包括腐败、司法丑闻和有毒食品。因此,他认为真正的自治和独立的司法,是中国要成为一个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法律必须高于政治,但徐友渔曾多 次说,中国的党国体制常常蔑视自己通过的法律。
    
    徐友渔说,中国宪法应加以修订,并用以使国家民主化。但他也表示,遵从现行宪法也将是一大进步。这个问题如此敏感,以致“宪政”已经成为一个在中国讨论中的禁词。
    
    《零八宪章》――我们主要联系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是在中国具体指点走向民主方式的最雄心勃勃的尝试。这一文献认为,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的 数十年中有了重大改善,号召政府机构内外的所有公民,都共同推进自由、民主和宪政。但遗憾的是,当局选择把这个中国民主化呼吁看作是一种敌对,2009年 以颠覆罪名判处领头的作家刘晓波11年徒刑。徐友渔是《零八宪章》的联署者之一,并反复要求释放刘晓波,停止对他妻子刘霞的骚扰。
    
    去年五月,徐友渔发起了一个纪念1989年6月4日北京大屠杀的研讨会,导致他被捕。被监禁一个月后,他于去年6月5日被有条件释放。当他因“民主和言论自由原则的工作”获得2014年奥洛夫・帕尔梅奖时,却未获准到斯德哥尔摩来领奖。
    
    徐友渔是一位改革派,不是革命家。他主张基于理性的渐进改革,相信致力于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应该在现行宪法和现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在改革中,非 暴力应该是基本原则,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求与政府合作。在辩论中,他是注重对话与合作的一个沉稳温和的声音。北京当局为什么不把握住这点呢?。
    
    徐友渔经常指出,致力于实现一个自由、民主和公正社会,需要有远见和耐心。他认为授予他奥洛夫・帕尔梅奖,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认可。他已经决定将全部奖金捐给“天安门母亲”――1989年六四大屠杀受害者亲友的团体。
    
    2015年1月30日
    
    罗多弼(Torbjörn Lodén)是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荣休教授。
    
    (译者:张裕――独立中文笔会发行和翻译委员会协调人。徐友渔是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本译文经作者审定并授权发表)
    
    原载《瑞典日报》(http://www.svd.se/kultur/understrecket/i-talmodig-kamp-for-ett-battre-kina_4293471.svd)
    
    附录:
    “帕尔梅争取国际谅解和共同安全纪念基金会”
    
    是为纪念1986年被暗杀的瑞典前首相、社会民主党著名领袖奥洛夫・帕尔梅而成立,1987年起每年度颁发“奥洛夫・帕尔梅奖”和其它奖学金,该 奖前得主有:捷克前总统哈维尔(1989年),中国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1994年),缅甸民运领袖昂山素季(2005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 (2006年)等。“奥洛夫・帕尔梅奖”奖金目前是七万五千美元。“帕尔梅争取国际谅解和共同安全纪念基金会”的2014年颁奖公告全文如下:2014年 奥洛夫・帕尔梅奖授予中国哲学教授徐友渔,以表彰他坚持民主和言论自由原则的工作。徐友渔关于自由、社会公正和人权的呼吁,他在中国进行的抗争具有普遍意 义。徐友渔出生于1947年,居住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多年。他作为一位投入的中国公民和政治哲学家,要求尊重宪法保障的自由。2008年,他是 《零八宪章》最引人瞩目的签署者之一。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民主化的工作,谴责将任何形式的暴力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徐友渔在国内外备受推 崇,2001-2002年曾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奥洛夫・帕尔梅客座教授,该位置是提供给“专注于广泛和平重要领域的国际杰出研究人员”。徐友渔通过他的研究 和倾向对话的论文,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转自独立中文笔会网站
    
   独立中文笔会

康国雄先生辞世

January 30, 2015

2015年1月30日上午10时16分,康国雄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讣告

康国雄先生於2015年1月30日10时16分,在北京朝阳医院息劳归主,安返天家,旅世85年。兹订於2月5日1O时,在八宝山公墓东礼堂厅,举行追思礼拜。谨此讣告

安息者之妻陈泽琴率子女康宏珍 康宏通 康宏迈
哀啓
2015年2月1日

外媒报道康国雄先生逝世

纪念康国雄:癫狂时代的沉重肉身(作者:韩福东)

阅读参考 康国雄:如何成了蒋介石的“干儿子”

大学应该是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January 27, 2015

在“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胡耀邦关心大学生和大学团干部的事迹

李友滨

  胡耀邦同志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对大学团的工作格外关心,十几次接见大学团干部、积极分子,并发表热情的讲话。耀邦同志去世十多年了,但他那颗尊重知识、热爱青年的心一直感染着我们。他那遇事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以理服人的教育方法使我们折服。

  一、“大学是国家各方面干部的主要来源地.应该是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大学“团的组织生活要多学习,多讨论,发扬团内民主,少使用党内斗争的术语”

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耀邦同志在听取高校团的工作的汇报时,明确提出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根据青年特点, 开展团的独立活动。这一年的五月二十一日他在大学团干部会上说:“我们国家在政治上独立了,但在经济上、在科学上还没有独立,因此我们要很好地培养高级知 识分子。”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从哪里来呢?他回答说:“从大学里培养恐怕还是主要的方法。”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他在另一次大学团干部学习会上更明确地说: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学校,是国家各方面干部的主要来源地。”这里所说的干部,“不是一般的干部,而是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重视大学团的工作是从祖国社会 主义建设的全局、从共产主义事业的长远利益来考虑的,耀邦同志的这个思想使我们对大学团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五十年代的大学团干部政治热情很高,但是比较单纯,工作方法简单,以致部分学生思想拘谨,不活跃。耀邦同志了解这一情 况後,多次对我们说:青年人经验不多,阅历较少,往往把复杂的事情看得太简单、太容易,犯主观片面的错误。”“对这些团干部要爱护、要帮助,不要过多责 备,上帝还允许青年人犯错误嘛!我们为什么不多关心、多帮助呢?”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在北京市高校团干部会上从大学的性质、大学生的特点和政策界限等四个方面一层层地逐步深入分析,教我们怎样做好团的工作。他说:

(一)大学是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是研究学术、传播知识的场所,“应该是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在这个场所里就可以大 胆讲话,大胆思考,大胆怀疑,大胆询问,大胆争论”。学校不是立法机关,不是决定政策的地方,因此争论错了也不要紧”。反过来说,那就有危险,“倒会发生 学术上的宗派垄断,唯我独尊,倒会在学问上盲从。”

(二)大学生是有知识的人,“有知识的人不但懂得道理,而且还要讲道理,....有知识的人如果不能充分地讲道理,就 证明自己的知识还不够。因此我们要提倡以理服人,而不是不加分析地用大帽子压人---你是个人主义,你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当然“年轻的同志要 讲很多道理是有困难的,要完全做到以理服人也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应当不断地学习讲道理,学习以理服人”。

(三)正确地宣传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不要片面地宣传“为了集体利益就一定要牺牲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可以兼顾的”,“要宣传不违反集体利益的个人兴趣和爱好”。

(四)要宣传正确的学习态度,即专心致志地学,循序渐进地学,还要独立思考,学习方面有自己的爱好等。为此,他要求团 的组织生活要“多学习,多讨论”,“要发扬团内民主”,“少用一些党内斗争的术语”。还要“创造一些适合大学生的工作方式方法”。耀邦同志的这些见解即便 在今天也能给人以启迪。在当时,经过耀邦同志的这番点拨,我们的头脑清醒了,既端正了工作方向,又保护了学生团干部的积极性,我们也在实际中增加了才干。

更值得提起的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和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大学生里开展起一场“红专大辩论”,“左”的思潮冲 击了团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耀邦同志不随大流,坚持实事求是。记得有两件事。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他在北京市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青年红专跃进广播 大会上讲党的教育方针,强调青年学生要重视书本知识,说“一切被实践所证实了的科学理论,都是我们的前人几千年、几百年、一百多年后者几十年所积累起来的 经验,轻视这些经验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把一切有用的知识通通继承下来”,他还说“学习时要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两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一种是 搬无产阶级的教条,一种是搬资产阶级的教条,只有这样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学习前人,超过前人。”另一次是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耀邦同志在北 京 市大中学校共青团积极分子大会上针对部分学生怕走“白专”道路不敢读书的倾向,再次强调“科学的书本知识就是人类几千年来劳动的结晶,是人类几千年来千百 次反复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我们“不能把科学的书本知识与资产阶级混为一谈”,“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要继承人类全部文化遗产,用一切有用 的知识去武装起自己的头脑”,这样才“可以避免重新在暗中摸索”。这些今天听起来好象是人人皆知的话,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范围下讲出来,确是很需 要勇气和胆识的。

  二、一身正气,平易近人,有一种令人敬佩又和蔼可亲的人格魅力

耀邦同志十四岁参加革命,经过长征,三十七岁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在我们这些年轻的团干部眼里,他地位高,官很大。 但是一接触,他的作风却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使我们再也不感到拘束。那时,我们几次到团中央或他家里汇报工作,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有时还盘着 腿坐在沙发上,或在屋里来回踱步,一边听,一边思索,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寻根问底:青年学生中的问题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是认识问题还是政治立场问题,产 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团干部是怎样认识和解决的等等,问题清楚以后他才发表意见,与我们一道讨论、研究。所以,他做的报告、写的文章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尺度也掌握得好,能够巧妙地解开团干部和青年学生中的思想疙瘩,攻克工作中的难点,使大家心悦诚服。比如,一九五八年我们汇报高校开展“红专”大辩论时, 谈到“红专”与“白专”的争论中,有的同学想“利用有限的人生,在青年时期打好基础,将来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因而不大关心政治,不愿参加班级活动。这些 学生当时受到很大的压力,甚至被扣上“白专”的帽子,有些学校还因此把学生分成左、中、右,进行政治排队。耀邦同志听了这些情况很不以为然,他说:这里红 与白放在一起是政治概念,红是革命的,白是反革命的,如红军、白狗子等,不能乱用。一些学生专心读书是好的,应当鼓励,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需要各种专 门 人才;他不关心政治,我们可以做一些宣传工作,慢慢引导,但不能轻易扣上“白专”这样的政治帽子,那不是把人推倒敌人一边去了吗?关于左、中、右政治排队 的问题,他说学校是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学生的进步有早晚、快慢的差别,不宜搞政治排队。当我们当我们谈到一些学生认为“走中间路线保险”、“红透专深的 要求太高”时,他说“红透”是指什么呢?如果要求每个大学生都熟读马克思和毛主席著作,熟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要求是太高了。社会是有分工的, 这 些是对政治工作干部的要求,学生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都应当用在专业学习上,政治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就可以了。耀邦同志的 提醒,使我们大学的团干部在那场红专辩论中没有去火上浇油,保护了许多努力读书的大学生,今天他们中间多数已经学有所成,在各条战线上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 业作出了贡献。

耀邦同志刚到团中央时曾讲过做好团的工作有三条基本经验:上下请示,左右求援,自我奋斗。他说上下请示是上向马克思请 示,向毛主席请示,向党的方 针政策请示,向同级党委请示,不要自作主张。下向群众请示,深入作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小学生。左右求援是配合行 政、工会、妇联工作,共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自我奋斗是主要的。大家听了这般形象的讲话,牢记在心,工作中照着去做,效果好。向科学进军,有些团干部不大 安心工作,耀邦同志对这点表示理解,认为我们首先要解决学生团干部的工作负担,使他们能集中较多的精力去学习。如果学习成绩不好,在群众中没有威信,也不 利于工作。对于专职团干部那是另一回事,他们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应当用在工作上。他风趣地说:现在团干部不可能一辈子做团的工作,到一定年龄要毕业, 要转业的。“我自己也考虑过这一问题。将来转业做一名将军吧?”他用手按了一下自己的头,摆摆手说“不行,不行,个子太矮了,不合适。”接着又说“做一名 外交官吧?”他又用手按了一下自己的头,摆摆手说“不行,不行,个子还是太矮了,不合适。”“考虑来,考虑去,将来毕业后还是做党的工作或政府的工作。” 他告诉专职团干部,为了迎接转业,从现在起,要做好四方面的准备。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读毛主席的书,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从理论上政策上作好准备。二要 学 会作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只有这样才能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三要和群众交朋友,交几个知心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情 况,关心他们的爱好和要求,这也是做好党的工作的基本功。四要学会写文章、作报告,结合实际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耀邦同志这个讲话大家铭 刻在心,在工作实践中积累“资本”,多数同志转业后成了党和政府工作的骨干,受益终身。

原载张黎群等主编《怀念耀邦》,据胡耀邦史料信息网文本。

引用地址 http://old.hybsl.cn/91-huainian-18.htm

肖劲东:独立思想家--安静中

January 26, 2015

2015年1月27日是安静中老师诞辰八十周年的纪念日,眼看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总想为这位是官非官,是民非民,又总是在地质大学历史重要关头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人说点什么,来祭奠这位尊敬的师长。

 

地院文革中所谓蔡派“黑高参”高安郑江四人在高元贵家(从左起)安静中(院团委书记)、高元贵(院长、党委书记)郑伯让(岩石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江祖如(地质系三年级辅导员,党支部书记)

 

初次知道安静中是在1966年8月24日,但凡在地院经历文革的学生与教职员工都记 得这个日子。在这一天的夜晚举行了轰动京城大学界的8.24大辩论。当时我正站在大操场的人群中,数千名校内外的同学和老师中不时出现为蔡新平和殷维侯同 学铮铮有词的辩论发出的喝彩声。记不清是因为什么,只听到台上的人在喊“请安静中老师到主席台来!”,我才第一次听到安静中这个名字。台上的人喊了几次, 台下还是没有动静。只听台上的人说“他在、他在、他刚才还在下面”。人群里开始有人喊,“他在这!”,之后台下开始有了骚动。安静中走上了主席台,看上去 很不情愿,也记不清这位老师说了些什么。只是感觉他很不愿意卷入到这场纷争之中。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着,只是觉得他与别人不一样。现在回想起来,在 当时那个全民疯狂的时代,一个糊涂的人把自己置身事外容易,一个清醒的人要把自己置身事外又是何等的艰难。

我能够结识安静中老师还是托蔡新平的引见,那是1966年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之 后,东方红内部出现了分裂,蔡新平、殷维侯、孙司权和我几个同学不认同东方红二进地质部前后的过激言行,更不赞成“砸烂斗批改”之类的口号。二进地质部 后,朱成昭以反右倾为名,召集了排除蔡新平参加的总部秘密会议,将蔡新平挤出了东方红总部。我们四个人就凑在一起搞了一个红色造反兵团,宣传我们的主张。 后来又与周永璋、赵国柱、吉让寿、邱世寿四位同学的六二O兵团合并,就是以后的红二团。那段时间几乎是每天晚饭后就不自觉的三三两两聚集在安静中或江祖如 老师家里讨论,常常争论国家或者地院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此我们这些学生与安静中老师的频繁交流一直持续了三年,直到毕业分配。我在青海地质局工作期间 除了保持通讯以外,我还到江西仁和干校、北京地质大院探望安老师。1978年考研回到学校,前后有将近二十年相遇,最敬佩的就是他深邃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 魅力。

安静中老师的“独立”首先在于是他的思想,在我的记忆中,文革期间他好像没有参加过 任何群众组织,也没有公开表明、参与或支持某个群众组织。即便是后来成立革委会、地质学院迁出北京,异地办校等重大事件他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一是不趋炎 附势,二是服从组织原则,三是保留个人意见。这些地院文革期间经常与安静中老师相处的学生(蔡新平、周永璋、殷维侯、赵国柱、吉让寿、孙司权、程关林和 我)和他在一起的感觉就好像和自己的兄长或者是与一位智慧的长者在一起一样。他从不要求我们做什么,也从不批评我们做错什么。在那种举国无政府状态的形势 下,他总是从党的基本原则、毛泽东思想、建国以来党和政府治国理政基本事实出发和我们反复讨论,如何理解文革中变化无常的局面。我清晰地记得有一件与肖力 同志有关的事。那是在1966年八、九月份一天的旁晚,蔡新平向我们转达了肖力同志的意见,大意是建议我们借当前群众运动起来之势,想办法把那些当权派、 学术权威和对文化革命不理解的人统统都煽动起来,让他们充分表演,然后再一网打尽。听了老蔡的转达,我们的第一感觉是有点“不那么光明磊落”,怎么办?去 和安静商量一下。于是我们几个(好像有蔡新平、周永璋、赵国柱、吉让寿和我)就去了安静中老师家。讨论了一夜,最后得出三点结论:一、我们的党是一个光明 磊落的执政党,完全可以采取正面宣传与教育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张,完全没有必要让我们这些学生去鼓骚。二、他不仅不符合我党一贯宣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方针,反而有害于党的声誉。三、虽然当时我们也隐约知道点肖力的特殊身份,但是终究我们不认识她。岂知此肖力就一定是彼肖力。据此我们达成共识:既然是 意见,可执行也可不执行,暂时还是不予理睬为好。在文革那几年,许多事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一起讨论、争辩甚至吵架中取得一致的。当时江祖如老师也曾戏 说我们二团八个人是九个主意。我们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知不觉从安静中老师那里学到了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终生受益匪浅。

安静中老师的独立还在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无私。中央党校84 岁的老先生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公”从何来,公自天道而来,所谓天无私盖,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就是“公”。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乃至文革后;无 论是校内外的领导、前辈学者、教员学生,还是工人同志;更无论是先进、落后或是所谓“反动权威”他都能一视同仁,真诚相待,以心交心,这就是安静中老师的 大公无私。文革前11622班的吉让寿同学,由于自幼父母双亡,受过不少的艰难苦楚,所以进校以后有过一些过激的言语,行为也比较怪异,是一个问题学生。 安静中老师知道后就把记在心里。后来他到11622班蹲点主动与吉让寿同学接触、谈心,化解他心中的疑虑,帮助他主动融入班集体之中。他在文革那种混乱的 无政府状态中能够和我们在一起,坚持从党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出发,坚持独立思维、不盲从、不随大流,终于在地院文革的风口浪尖之中顺利地度过文革,后 来又考取研究生,成长为一名高级工程师。据他自己对我说这一切首先是得益于安静中老师多年的教导。而在我们二团的8个学生当中他与安老师之间始终蕴有一种 我们都能不及的师生情谊。凡是北京地院的师生都知道安静中老师是一个特别有思想的人,但是安静中老师为人低调,从不张扬,文革中曾经有一份大字报标题就是 “安静中在安静中”,这位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本意是对安静中老师在文革中的这种低调不张扬风格的嘲讽,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恰巧是安静中老师最令人可敬之 处,也是旁人很难达到的境界。

自68年8月25日军宣队工宣队进校以后,学校进入文革后期,我们也于68年底毕业 分配离校。虽然曾到江西仁和干校、武汉地校和北京地质大院看望过安静中老师,但大多数时间只能靠信件往来交流思想。这段时间谈得最多的是地质学院的迁校、 建校和异地办学问题。经过45年时间的检验,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当时的地质部领导的确错误地估计了文革后期的国内形势,同时也错误地估计了地院广大教职员 工的觉悟。错误地做出向中央报告要求把地质学院迁出北京的决定。冤枉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不说,结果是一个地质学院迁出北京,折腾了几十年,变成了两个地质 学院(大学)。其中的一个换了个名字又回到了北京地质大院。迁校所导致的从上世纪初中国开始创办地质教育以来百年的教学资源分散、损失、优质教师资源的流 失、由于迁校在校内引发的一系列新的矛盾都极大影响了我国地质教育事业和地质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迁校的大是大非上是最能体现安静中老师不为官,不为名、 不为利,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有利于地质教育事业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与广大教职员工在一起的人。地质学院的教职员工都知道安静中是明确反对迁校的。即使 在迁校工作组进校以赞成与否在教职员工中划线的高压状况下,仍然坚持了组织上服从,保留个人意见的态度,在实际行动上还是首批打前站的干部之一。

20年前蔡新平在安静的追悼会上写的几幅挽联,我认为很深刻地表达了我们对安静的认知和情感。现抄录如下,以再次表达我们对他的思念和致敬。

 

与大师晤谈 可度迷津劫难

学兄长风范 能立天地人间

 

往事如烟 经几多风雨 全仗恩师睿智谋断 哀教诲难再

清心似水 历千般坎坷 方显兄长磊落襟怀 挽高风长存

 

安静中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今天仔细掂量,他究竟留给我们留下并能持续发扬的 东西是什么呢?我想唯一就是一他身体力行告诉了我们一定要有学会独立思考,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然一个活着的人就如同行尸走肉,就失去了生命存在的 价值。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26年教育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动用所有的资源去教人不要思考,只要“听话”。试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十几亿人都如同行尸 走肉,只靠一个人发号施令,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能够发展,能够持续,能不产生动乱吗!难怪钱学森先生在他临终前会禁不住向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提出那 个著名的钱学森问。现在一些同学正在总结北京地院的文革史,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毫无疑问,文革必需彻底否定。北京地院的文革与地院东方红公社也同样 必需全盘否定。文革中的地院东方红曾经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中流砥柱,也曾经在大江南北叱咤风云。我们应当透过现象看到更深层次的现象,是我们应当引以为自 豪呢,还是它本身就在向我们提出警示。一个再明白不过的事实是文革最初中央文革小组倾全力首先在北大与清华煽风点火,但效果不佳。然而一个叫名叫肖力的小 姑娘,仅凭她的特殊身份却居然在地院文革初期掀起了大风大浪。我看过田春林同学的回忆,很真实。从他的字里行间虽然没有明说,但不难看出我们的天真、我们 的忠诚是怎样被利用。换句话说是我们太单纯,已经单纯到不用思考。其结果却让我们有些同学付出的是多年囚禁生涯,甚至生命的代价。

从青春少年到年近六旬谢世,安静中老师在中国地质大学度过了他最传奇的人 生。凡是与安静中老师同时代的人,都了解安静中老师在地大有最广泛的群众联系,不论是教员还是工人,不论是党政领导还是普通群众,不论是前辈学术泰斗还是 青年学子,只要与他接触,就会因为他有思想,很愿意成为他的朋友。也是因为他有思想,在那个全民都不需要思想的年代,他又是官方最不受待见的人。他之一生 最大的官也只是地质大学(北京)一个管学生的党委副书记。他受到官方最器重的瞬间是在高元贵时代,那时他与彭志忠老师被这位高老夫子评点为北京地院“红 专”学习的典型人物;可惜后来禁被错误地解读为“安静中是只红不专,彭志忠是只专不红”,那是一个时代对人才的误读。时过四十年,我们对照《哥德巴赫猜 想》那篇宏文,难道他们不应当都是我们地大人应当学习的又红又专的典范吗?其实评价一个人最公允的是口碑与时间,为此特引用在安静中老师追悼会会场的几幅 挽联作为结束语,可见功德自在人心。

   

思才辩才 学界难得人才

子师友师 我辈痛失良师

 

师道美德同江河长存

功勋伟业与日月同辉

 

祭天祭地何及祭人悲痛绝伦

伊功伊德何及伊人永存心间

 

                                             肖劲东

                                       2015年1月24日

五柳村2015年1月26日收到,发表时有删节。

 

在安静八十冥寿之际,谢谢劲东写了一篇很好的纪念文章,如实地写出了安静特有的个人魅力和独立的思想境界,我完全同意!
安静作为我们的良师益友,永远是我们的学习的榜样, 他的精神永垂!
我经常反思,为什么地院东方红没有像其他院校一样组织上分成两派大打出手?  甚至安静一度被“革委会”身陷吾囹,仍不计个人恩怨,坚持理性斗争、反对分裂,地院文革由此没有造成较大规模的伤亡,安静居功至伟, 我们两派都应该感谢他!
我经常也在想地院的“高安郑江”现象,他们都属于组织的人,但都难能可贵地保持了独立思考,不唯上,不唯利的精神。但为什么他们却经常被上面视为异类,受到的排斥而郁郁不得志,变成是官非官,是民非民的尴尬境地!

 


赵国柱

1/26/15

刘皓宇:悼廖意林大姐

January 25, 2015

且为斯民哭健儿 悼廖意林大姐

 刘皓宇


《1957: 新湖南报人》编者按:廖意林同志1915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一家望族,母亲王世则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即参加中国共产党,出任宁乡县委第一任妇女部 长。她于1929年考入长沙含光女中初中部,后转入省立二中高中部就读,即追求进步,是该校的高材生。1936年暑假,她与从北平、武汉、上海回湘的陈泽 云、李锐、曹国枢、魏泽同、彭秉朴、张名彦、章国岩等秘密成立了"湖南民族解放先锋队",创办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报纸《湘流》,她负责编辑副刊;后又办了 《现实》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毅然奔赴延安,被分配到安吴青年训练班受训,随后进入陕北公学,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进入马列学院第二班学 习。

结 业后,她奉派到抗日大后方重庆,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出任陶行知先生为校长的育才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一直工作到 1947年7月。同年11月,她与代号为江姐的江竹筠同志取得联系,从事秘密工作,编辑《反攻》刊物,宣传进步,揭露国民党的黑暗。但在白色恐怖下,重庆 地下党负责人被捕后叛变,带领特务到处捉人。整个党组织遭到破坏。小说《红岩》即以此为背景。这时廖意林同志正在医院分娩,得到警报后,不得不将刚出生的 女儿海林委托同情的护士抚养,从医院匆忙逃到码头,乘船直接奔赴上海,经香港、青岛转赴解放区。1949年8月湖南解放,《新湖南报》创刊,她出任编委兼 读者来信组组长,1952年春提升为副总编辑;1954年调省委宣传部任宣传处长。

1957 反右派斗争中,她的丈夫苏辛涛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廖意林没有同他划清界限,上面不可能对她没有看法,到了1959年,在反右倾中,她即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 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下放屈原农场劳动,一直到1962年。同年初夏,她本该甄别平反的,由于'左倾'错误袭来,加上她还有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致 使她的平反功败垂成,后被分配到湖南省新华书店搞贮运工作。到1968年4月14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逝世。 

敬爱的廖意林大姐离开我们已三十多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现在我脑海里,至今难以忘记,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越来越清晰。对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而死,我内心既悲愤、痛楚,又深深地惋惜。

我 认识廖大姐是解放初在新湖南报社。那时她是编委兼读者来信组组长,而我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见习记者。开头,跟她的接触并不太多,但她见了同志们总是满面 春风,笑容可掬。一次,我因一条新闻线索的事找她,她和颜悦色地同我侃侃而谈,替我出主意、想办法,丝毫不像某些领导者对待下级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她交 代工作时,不是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去做,而是用商量的口吻说:"你觉得这事该如何办?有什么困难没有?"她为你设身处地,体贴入微,你想到了的,她充分肯 定,你没有想到的,她往往替你想到了。因此,我们不把她看成是自己的上级,而亲切地称呼她:廖大姐。的确,她就像大姐姐一样,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 起。那时候,新湖南报社长是李锐同志、副社长是朱九思同志,他们都像兄长一般对待部下,我们不称呼他们的官衔,都喊老李、老朱,当时报社真的就像一个大家 庭,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既感到无限温暖,工作起来又非常自觉,干劲十足。后来廖大姐升任副总编辑了,官大了,可她丝毫没有一点官架子,仍然和从前 一样,微笑、和蔼、谦虚。

到 1955年,由于工作需要,她调到省委宣传部出任宣传处长,我们跟她的交往便少些了。但从宣传部同志的口里得知,她工作非常忙碌,干事细致入微,对人还是 那么和蔼可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解放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搞人为的阶级斗争,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弄疏远了,加之工作不在一起,自然而然接近也就更少 了。可是她那亲切、和蔼的形影,始终印在我的心头,给了我榜样般的力量。我觉得工作、做人就应该以廖大姐为师,像她那样。

在 1957年,开始是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家鸣放,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突然矛头一转,刮起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反右派斗争风暴。在这场风暴中,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被卷了进去。当时,李锐、朱九思同志都已调走,报社只有继任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辑苏辛涛同志领导工作,而我们在工作中执行的办报 方针都是遵照李锐、朱九思同志教导我们的、党的一贯的新闻路线,如"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谁知此前省委从益阳调来一位叫周惠的书记, 由他负责管报纸工作。他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并不尊重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而要报纸突出宣传他,一切听他的(当然他是打着省委的牌子)。他说: "有关省委的报道和文章,要登一版头条,要用碗大的字做标题。""今天登了明天还要登。"他这样说了不下十多次。当然报社同志觉得自己奉行的是党中央的方 针,地方应该服从中央,把中央放在首位,不能完全听他的,突出他。他便认为大逆不道,到处说报社是"小资产阶级疯狂性",是"小匈牙利事件",欲除之而后 快。于是调来一个唯命是听的他的亲信官健平出任总编辑,又调来一个原来在湘潭地委就犯过宗派错误的孟树德出任副秘书长,而把社长邓钧洪、编委李冰封调走, 把编委柏原调去学习,借口报社干部实际工作经验不足,调来一批地方干部"掺砂子",企图改组新湖南报。官、孟他们不学无术,会拍马屁,唯周惠之命是听,执 行一条名曰"联系实际,贯彻省委意图"的办报方针。官健平说:"要紧跟省委,不但思想紧跟,人也要紧跟。"孟树德竟肉麻地说:"要扑在省委的胸脯上,倾听 省委的呼吸。"于是,在办报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突出政治还是突出经验技术、突出宣传中央还是突出宣传地方、突出中心与照顾一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 与报社多数编辑、记者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当年以报社多数编委为一方,以官健平、孟树德为一方,展开了为期一年多的办报方针争论。他们虽没有道理,但利用手 中的大权,作威作福,到5_7_年便利用反右派斗争的机会,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打了一个为数几十人的党内"邓、苏右派反党集团",编辑委员中三分之二被 划为右派分子,主要编辑、记者大都被打倒。全报社140多人划了54个右派,连中右算在一起有70多人,几占人数的二分之一。我作为这个集团的一名"小 丑",也成了右派分子。苏辛涛是廖大姐的丈夫,被打成右派集团的头目,这时她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此后为时不久,到了1959年,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 义的斗争,忠厚、谦和的廖大姐难逃劫难,受到批判,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加上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带着两个孩子下放到湘阴屈原 农场劳动改造。一个女同志年纪不小了,孤苦伶仃,带着幼儿独自在乡下生活,其遭遇的悲惨是不言而喻的。1961年,我作为右派分子恰好也在湘阴省直机关农 场劳动改造,距离她的住处不远,但当时处境彼此身不由己,哪能会面?我只好托人打听她的境况,默默地希望她能经受住考验,互报平安。

此 后,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生活,真是"搅得周天寒彻",人人自危,只要人们有点饱饭吃,就要搞斗争、搞运动。过"苦日子"以后,马上贯彻阶级路 线,接着是小四清、四清运动。今天团结这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多数去打击那少数百分之五,明天又团结那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多数去打击这少数百分之五,想想看,全 国十三亿人口的百分之一就是一千三百万,百分之五就是六千五百万,能说是少数吗?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用梳子梳,篦子篦,"洪洞县内"还有多少好人?

到 1966年,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这些被戴上各种帽子的人首当其冲。我在衡阳市第四中学被作为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廖大姐此刻被安排在 湖南省新华书店干贮运工作,受到内部控制使用;她的丈夫苏辛涛在湖南日报也受到管制,每月拿十五元的生活费。其间所受到的屈辱、折磨、打斗一时是难以尽言 的。

本 来我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如今却被视为敌人、异类,处处低人一等,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我们横下一条心,要豁出去彻底揭发原省委书记周惠及官健平、孟树 德等对我们的迫害,要把制造所谓"邓、苏右派反党集团"冤案的真相公之于世,于是我们几十个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人汇集到长沙,以蔡克诚为首奔走呼号,出报 纸,做调查,想申张正义,得到社会的同情。没想到,我们的确太幼稚了,怎么能够在极左路线盛行的时候求得明辨是非呢?结果,在批判无中生有的"省无联"的 时候,我们又被打成省无联分子。

在 大刮揪"省无联"黑风之前,苏辛涛逃出了报社,正在北京上访。当时由于形势恶劣,我们的揭发活动已基本停止。廖大姐见苏辛涛回长沙危险万分,出于对丈夫安 危的关心,而自己无可奈何,一次,她避开了监视,偷偷来到我家中,恳切地要求我帮她一把,去武汉一趟,将苏辛涛暂时安排住在报社同事、也被打成反党集团成 员的刘春圃家里。记得那是1968年春节,我乘火车到武汉,找到正从北京回来的苏辛涛,把他安排住到刘春圃家中,随即我便回长沙了。隔了七天,突然,我 被"红色新闻兵"造反组织的李国华在半夜里从家中抓到湖南日报,用凳子打、扁担砍;接着苏辛涛被从刘春圃家中捉了回来,蔡克诚被"红色新闻兵"抓到报社关 押,(后来受到羞辱和毒打,含冤死去),这时廖大姐也被从省新华书店捉来了。在严密的监视下,她见到我,苦笑了一下,因彼此不能交谈,只好在吃饭的时候写 了个纸条,托同时也被抓来的李均带给我,条子上说:"一切我都说了,你照实说吧。"我在母亲的陪同下,在报社关了四天才放了出来。我全身是伤,只好在家吃 药养伤。一天,廖大姐从工农桥她姐姐家寄来一信,要我去她家见面。我按时到了她姐姐家。她见我来了,一种既高兴又感伤的表情浮现在脸上,她说:"小刘,这 次可使你吃亏了。"我说:"如今处境很困难,我想养好伤后回衡阳去。"她叹了口气,说:"我们这次分别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啊!"随后,她特地煮 了一碗"红枣鸡蛋"要我吃。当我吃着的时候,她久久沉默不语。我万万没有想到她话里有话,此后我们便分手了。

我 回到衡阳以后不久,便被作为"老右派、省无联分子、右倾翻案急先锋"又揪了出来,住在黑屋子里,门上贴着横幅"黑魔之巢",两边的对联是"洞小鬼大,鬼小 怪多,岂有此理。豺狼虎豹,鬼叫狼嚎,梦想翻天。"经常遭到毒打;革命群众臂上戴红袖章,我却要戴白袖章;吃饭前要唱牛鬼蛇神歌;群众学习"老三篇",我 却要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受尽了侮辱。不过有时还要我出来给公家办点事。一次,我走到草桥附近,见到电线柱上贴着一张省新华 书店造反派的通缉令,并附有照片。上面说廖意林私自出逃了,要知情者将她送回,勒令她低头认罪。我看后心想:据我所知,她除在慈利有个熟人以外,没有别的 地方可去,她究竟逃到哪里去了呢?当时我自顾不暇,也没有行动自由,这个疑团一直存在心中

难 熬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到1970年国庆前后,我被宣布"解放"了。有了回家的自由,便迅即搭火车回长沙看望老父母。一到长沙,为消除疑团,我前去工农桥廖 大姐的姐姐廖器之家。我一见面就问她:"廖大姐如今在哪里?"廖器之同志停顿了一下,用低沉的语调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劈头听到这个噩耗,一时懵 了,急忙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你走了以后,她的心情一直非常沉重,丈夫被关在湖南日报,音信全无;儿女在中学参加了红中会、红造会等造反组 织,如果出了问题,自己便成了他们的后台、黑手,而自己又被说成是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唐麟沆瀣一气的阶级异己分子,唐麟已跳楼自杀了,省新华书店有了她的 大字报,她自己今后会是什么命运呢?内忧外困实在压得她喘不过气,她百感交集,找不到出路了。"这时她几乎说不下去,我急急于想知道一切,忙问:"到底发 生了什么事?"廖器之同志抽泣着说:"一天黄昏,她把家中的衣物、器皿收拾得整整齐齐,在桌上写了个纸条:'海林、海南:我出去了,再也不会回来。希望你 们听毛主席的话,痛恨你们罪恶的爸爸和妈妈。'她出走以后,再也没有消息,省新华书店派人四出寻找,全无下落。尸首一直没有找到。有的说她投水自尽了;有 的说她卧轨自杀了,至今还是个谜。你是再也不能看到她的笑容啦!"她说到这里泣不成声。

此 刻,我的心情像铅一样沉重,眼眶不禁红了,久久地茫然不知所措。我想:一个老革命,在重庆曾经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过,还是陶行知所办育才学校的党支部书 记,为革命在白区是要提着脑袋走的人,为什么没有死在敌人的刺刀下,却死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呢?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是她软弱吗?不,她是用死 来控诉极左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血来痛陈"四人帮"的滔天罪恶啊!

今 天,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生的人,也已经为人父母,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是场浩劫,为什么会产生这场浩 劫,多少人在这场浩劫中冤枉死去,整个国家受到了哪些损失,有哪些惨痛的历史教训应该记取;还有历次运动中的冤案是怎么形成的,害死了多少人,株连多少亲 友,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并没有充分揭露出来,也没有痛切地进行过历史的反思。应该说,向后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如果我们忘记了过去,如果我们不让子孙后代 永远记住这场浩劫,永远痛定思痛地记住"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可以断言,若干年后,类似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并非不 可能再出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今天,我们纪念敬爱的廖意林大姐含冤逝世,就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鲁 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 中永存微笑和和蔼的旧影……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奋然而前行。"我还能够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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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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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辛涛:新湖南报党内右派集团大冤案

January 25, 2015

新湖南报党内右派集团大冤案

苏辛涛


1957年盛夏,以中共湖南省委分管农村工作和报纸工作的第三书记周惠为总指挥而制造出来的所谓以邓钧洪、苏辛涛为首的新湖南报"党内右派小集团"案,是一起特大冤案。它的最突出的特点是:一、定罪标准特毒。它的定罪标准,不仅像一般反右派错案一样,完全违反了党中央这年10月15日下发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也违反了省委在反右派初期批准本报编委会通过后上报的《本报过去有关办报方针的争论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当待反右派后恢复整风时再处理的决议》,而且还是以错误整正确的冤案中罕见的典型。它强加于所谓"小集团"的罪状,全是把反右派前一年多来本报编辑部关于办报方针争论中的大是大非完全弄颠倒为前提。二、打击面特大。当时编辑部的总人数是147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就依次为50人、20人。再加上反右派初期已有4人被错划为右派(这4人的办报思想和所谓"小集团"成员也基本一致),被错划的人数,则共占编辑部总人数的一半还多。未被错划的人,除由周惠在1955年上半年调来的官健平、孟树德二人及以后又调来少数帮助官、孟的人外,也大都在周惠和官健平、孟树德的直接或间接威胁利诱下,被迫作了各种所谓"坦白交代"和"检举揭发",才勉强过关。参加过办报方针争论即使已调离报社的干部,如调任省文教办副主任的原社长邓钧洪、调往省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的原编委兼文教部主任李冰封、调任湖南农民报副总编辑的原编委兼农村部主任张雨林、调任省委第一书记秘书的原总编室秘书张式军,以及调往中央党校学习的原编委柏原和调往株洲日报工作的编辑刘皓宇等,也皆被揪回打成所谓"反党集团"成员。在办报方针争论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过我们的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宣传部长唐麟、宣传部宣传处长廖意林等,在反右倾中也皆被打成本案受害者的"后台"或"帮凶"。三、打击时间特长。全国的反右派运动,省市以上单位是在1957年秋末就基本结束了,但本报却拖到1958年春末才结束。1959年秋,周惠出席完庐山会议,随新任命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回到湖南,成为在湖南开展反右倾运动的指挥官后,本案的主要成员又被定性为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墙脚"和"台柱",并被软禁在报社,实行逼供。1960年,又制造了一个所谓"蓝岗反革命集团",牵涉到本案的十多人被叫回报社隔离审查。在"文革"期间,本案成员受苦难的人更多。四、罪状传播范围特广。这个所谓党内右派小集团被揪斗初期,新湖南报除在1957年8月19日用一、三版篇幅发表了一篇社论和一篇长新闻,8月24日又发表了一篇新闻外,本案制造者还要新华社湖南分社发了一条消息,让国内外报纸采用。五、受的处分特重。本案成员,除党团员皆被开除党籍、团籍外,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和被撤职、监督劳动的就各占蒙冤总人数四分之一强;被撤职降级的几近总人数的一半;还有个别人被判刑。六、冤死的人特多。直接因为是本案成员而冤死的就有蔡克诚、欧阳楠、刘凤翔、黄德瑜、张少锋、李长恭 、邹超七人,间接受本案株连而冤死的有廖意林等人。七、摘帽时间特迟。如苏辛涛的摘帽时间是在他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两个月之后,即1979年3月。

这一冤案涉及的问题,都是关系党报方针任务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问题,如果不把其中的大是大非弄清楚,就不可能实现"以史为鉴"的目的,因此,为了把以往的错误变成今后正确的先导,很有必要对这一冤案的来龙去脉,作出实事求是的回顾。


争论的经过和焦点

双方能够较平等、自由进行争论的时期,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6年春。争论的起因,是已分管农村宣传近半年的官健平、孟树德向报社农村部布置这年春季的农村宣传时,竟置党中央历次关于办报方针的规定和省委制定的有关这年春季农村工作文件(即本报这年1月18日刊出的省委农业生产会议的决议和省委书记胡继宗在会上的报告、1月19日刊出的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业生产运动的决议、2月24日和3月4日先后刊出的省农业劳模会议的文件、3月31日刊出的省委关于开展春耕生产运动的指示等)于不顾--这些文件,反复提到的把抓好"思想发动"作为搞好农业社和农业生产的关键,而只单纯宣传某些农业社的定额包工经验和农业生产技术。2月底到4月中旬末,这两项报道的数量,竟占农村报道总数的49%,在3月更占66.42%。见报的稿子,又是开中药铺式的长篇文章,既没指出这些经验技术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也没指出它们的依存条件和适用范围。先后见报的稿子所介绍的经验技术又大量重复,甚至相互矛盾,有的明显有政策性的错失,还违反了正在执行的党中央和省委文件精神。这样,从3_月初起,众多读者和本报的编辑、记者纷纷提出批评和质疑。3_月6_日,官健平下乡,负责整个版面宣传的苏辛涛,曾以此去请示周小舟和周惠,周小舟的指示很明确,党报一定要突出政治思想宣传,周惠除肯定已见报的经验技术宣传外,也说应教育参加农村工作的干部加强思想发动和政策学习的宣传。对二周的指示,苏辛涛除向报社干部作了传达外,还和省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廖意林商定,各为加强农村的政治思想宣传写一篇社论。这是这年春在农村宣传中仅有的社论。不久官回来,邓钧洪、苏辛涛、蔡克诚等就把读者和干部对今年春的农村报道的批评转告他。他虽强调,这些报道是根据周惠指示,按照"省委意图"办事的不会错,但最后他仍同意召开编委会来统一思想。由于在家编委和他的意见大相径庭(同他意见一致的孟树德正下乡),从3月26日到4月3日,编委会先后举行四次会议,累计长达17小时,官才同意按照大家的意见写了一个编委会决议,这就是这年4_月由秘书处秘书梁念之起草、编委兼秘书长傅白芦修改定稿,经官、邓、苏审阅后上报省委、下发报社干部学习的《编委会关于农村工作经验技术宣传的决议》。《决议》的要点有三:"一、报纸是党用来向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最有力武器。报纸要密切联系群众,指导实际工作,就必须着重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政治上、思想上教育和组织人民。也应该肯定:在报纸上进行先进经验与先进技术的宣传同样是必要的。""二、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指出:'对于有重大价值的先进经验与生产技术,应当从它们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着眼宣传。'这个指示,应该成为我们报纸宣传经验与技术的指导原则。我们宣传的经验和技术,应该是先进的,而不是一般的,应该有重大价值的,而不是作用不大的;应该从它们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来进行宣传,而不应该进行纯业务性、纯技术性的宣传。""三、在先进经验与技术的宣传形式上,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形式和创造新的形式,要尽可能采用各种各样的通讯、问答、访问记等多种形式;文字也要通俗、生动……"。这一决议经省委批准后收入当时报社的内部刊物《新湖南报人》第6期。这一阶段双方争论中的发言,也在1956年8月印成小册子《新湖南报关于改进报纸的争论意见》(以下简称《争论集》),分送省委和编委;报社资料室也存有。1957年6月编印的《争论集》,则分为第一、第二两辑。其中,第一辑只收1956年7月以前的争论意见,第二辑则收1956年7月至1957年春的争论意见。这次印刷的第一、第二两辑,除送省委、编委外,并发给本报的编辑、记者,报社资料室也存有。

第二阶段是1_9_5_6_年5_月到8_月。5_月初,在邓钧洪被调离报社的同时,苏辛涛也突然奉命离开报社到省委党校自学。邓、苏二人离开报社只两三天,官健平就召开编委会宣布:他已奉周惠之命,要在报社开展一场改进报纸工作运动,并由他作动员报告。在家编委表示同意,同时要求官在作报告前,把中央和省委有关改进报纸工作的文件(包括1954年底中央制定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和1955年省委制定的关于本报执行这一《决议》的《决定》、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和《关于反对党八股和改进报刊编辑的指示》等)编成《关于改造报纸的学习文件》一书,发给编辑部全体成员看;官的动员报告也请他先写出来交编委讨论、修改通过后,再作报告。对这两项要求,官是被迫同意了。但是,他先后两次去作动员报告时,却不是照编委修改通过的稿子念,而是另讲一套,并着重指责不同意他和孟在这年春只突出宣传经验技术是"不尊重省委"、"闹独立性"。官的两次报告,在由他和孟负责编印的《争论集》虽然都没有收进,但已收进他们二人在这年7月的争论中的发言。这种指责仍昭然若揭。邓钧洪等人的发言,则从反面说明了官的两次动员报告与编委会原定的报告内容出入很大。由于这样,编辑部的干部对编委,特别是对官、孟的意见也就越来越大,而包括官、孟在内的在家编委因分歧很大,就不敢和不愿去领导运动,使运动陷于自流。编委放弃领导后,编辑部的干部在学习、讨论中,除各抒己见外,读者来信部和农村部还分别举办了大、小两个展览会,大展览会展出的稿件,有表扬也有批评,表扬的都是得到广大读者和中宣部、省委表扬过的宣传,如"李四喜思想"等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思想讨论,批评的是缺乏政治思想内容的党八股式、长篇经验技术宣传,特别是这年春的农村报道。小展览会则只展出这年春的经验技术宣传。7月初,周小舟和唐麟来参观展览会时,周曾在观众面前对唐说:"很好!"并说:"改进报纸是全党的事,应通知省委各部委、省政府各厅局的负责人都来看看。"并要唐回去后立即起草通知,用省委办公厅的名义发出。周惠来看时却怒气冲冲,一言不发。走出展览会则对官说:"这是反对省委,特别是我个人。"紧接着,省委指示召开编委会,就以往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继续讨论下去,并派省委书记李瑞山、宣传部长唐麟和省文教办主任华国锋三人到会听取意见。已调省文教办工作的邓钧洪和在省党委校自学的苏辛涛也奉命回来参加讨论。这次讨论涉及的问题更多,争论也更尖锐。主要有:①这年春,特别是3_月的农村宣传中连续发表毫无政治思想内容的单纯经验技术文章,是不是"符合省委意图",是不是贯彻了党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和省委为了促本报贯彻中央《决议》而制定的《决定》?②能不能把省级党报的任务仅仅归结为"只宣传省委意图即得",并把省委个别成员和他们安排的干部的个人意见,不管是否和省委的决议相一致,也皆当作"省委的意见"?③强调从报纸的特点,从政治思想角度出发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决议,是不是"脱离湖南的实际"和"忘记了报纸的性质和任务",甚至是"闹独立性"和搞"特殊化"?④能不能把中心宣传和一般性宣传,都规定为只应突出其中的业务、技术宣传?⑤在报上展开实事求是的批评,如对盲目推广青森五号稻种造成2_1_万亩早稻减产的批评等,是不是一定要经过被批评者的同意才能发表?甚至只许发表被批评者毫无认错表示的所谓"自我批评"?⑥争论中经过编委一致或压倒多数通过的决议上报下达,是不是搞"宗派活动"?⑦在干部政策上,应不应只依靠唯某人之命是听,却置党中央、省委和编委的决策于不顾的人?对这些问题,周惠和官、孟在言论上,特别是行动上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上述行文中打了引号的话,皆摘自官、孟在争论中的发言,其他编委则皆反对。为此,连续召开好几次编委会,最后当大家同意举行闭幕会时,负责直接领导这次编委会讨论的省委书记李瑞山就指定官、孟负责把这年春开始争论以来所有的发言和书面意见编成《争论集》上报省委和发给编辑部干部;并郑重规定在这次扩大编委会上所有的发言,都由发言者自己如实写出来,不得对原来的发言作任何改动和增删。但是,官,特别是孟却擅自把自己的发言作了很大的修改。孟甚至把他在这次扩大编委会上的两次发言故意合成一次。发言次序,他们在编辑时,也没按会上发言的先后排,使人很难看清这次扩大编委会上除官、孟以外其他成员同官、孟针锋相对的争论过程。官、孟 _对他们的发言的修改情况,在《争论集》第二辑中,傅白芦、王秉乾、杨德嘉都作了如实的说明。苏辛涛等在发言中摘批过孟的话,孟虽已删去,但由于他在争论中的基本观点未变,又不敢动他人的发言,所以上述分歧,在《争论集》中仍一目了然。7月的争论结束后,苏就奉命回报社复职。由于他在7_月回来参加争论时,特别是复职后,有机会看了大小两个展览会和改进报纸运动中各部、组、室的发言纪录,觉得有很多意见需要向编委会汇报。经取得包括官、孟在内全体编委的同意后,苏就系统地谈了个人对改进报纸工作运动的意见。谈完,包括官、孟在内的全体编委,都认为苏的意见相当全面、切实,在苏改用编委会的口气写出来,交编委传阅、讨论、修改定稿后,推选一编委代表编委会去向编辑部全体干部作报告,以结束这一长期陷于自流的运动。但是,当苏用《统一认识,行动起来》为题(以下简称为《统》文)写出来交给官后,官却不让编委们传阅、讨论和修改,而是送给周惠。周惠阅后,又交给唐麟,并要唐长期密藏起来。直到1957年春末整风鸣放期间,经过报社广大干部的反复要求,周惠才从唐的手里拿回此文交给官、孟,并由官、孟把它编进《争论集》第二辑。

由于编委之间和编辑部上下级之间,长期在办报方针上得不到统一认识,省委在1956年8月17日专门开了一次会,但会上的意见也不一致,周小舟和周惠二人在意见上的矛盾更突出。周小舟最后只好作结论说:"会上所有的发言,可由唐麟去报社召开扩大编委会传达。传达时,必须反复着重说明:所有的意见,都不是省委的结论。"唐的传达,也载于《争论集》第二辑。由于他所传达的意见矛盾很多,唐还说:"运动的声势可以减弱下去,不必硬要有个结论。"这一长达四个月的改进报纸运动,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第三阶段是1956年11月。这一阶段的争论特点,是"不谈过去,只谈今后"。这本是苏辛涛在这年7_月的争论中提出的建议。苏这样提,是因官,特别是孟在争论过程中的言论,都斤斤计较他们这年春农村宣传稿子的是非,对今后如何改进报纸工作都缺乏兴趣。11月初,傅白芦、蔡克诚、李冰封、袁家式四位编委,深感以往争论造成涣散的情况拖下去很不好,又先后用这一主张来征求官、苏的意见。当苏得知官已同意,他当然也同意。接着,就在编委会上一致通过,由他们四人先就今后应改进的问题和改进办法进行研究。他们开会研究时,官也常参加。但李冰封参加一段后,突然奉命调往省委办公厅文教组。他们研究的结果,曾由傅白芦、袁家式分别作了一次发言。发言题目依次为《一些急待解决的必须研究的问题》和《待讨论的六大问题》。两人发言均见1_9_5_7_年6_月印的《争论集》第二辑。到1_1_月底,编委正准备就傅、袁提出的意见进行讨论时,由于省直属机关处级以上干部的党内整风运动已开始,周惠又命令报社重谈过去,官也扬言他对傅所提的改进报纸意见也皆不同意。从而,傅、袁写出来的意见,也就变成了废纸。紧接着12月初,周惠在省委召开的动员省直属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开始整风的大会上讲话时,公开批评了除官、孟二人外的全体编委;但又只有帽子,没提任何具体事实。已调离报社快半年的邓钧洪,觉得很难理解,立即去请示坐在最前排、负责主持会议的周小舟。周小舟当着坐在他身旁的省委常委的面大声回答说:"这不是省委的意见。你们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提。"周小舟和邓钧洪这次对话,1959_年深秋,周惠在湖南指挥批斗周小舟并同时对邓钧洪、苏辛涛等进行逼供时,周小舟和邓、苏也皆如实说明过。

第四阶段是1957年3月。这月月初,苏辛涛出席即将在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离湘,苏走的那天,官就把他早已写好却一直密而不宣的《关于去年改进报纸工作所争论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抛出来,要在家编委赶快传阅、讨论和通过。但是,在家编委,除官、孟外,都不同意这个《意见》。苏回来看到后,也表示不同意,并对编委们说:"这个《意见》,同我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听到的毛主席在2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和这次会上的讲话,以及会议主席团成员之一邓拓关于经验技术宣传的讲话和胡乔木在记者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都有很大距离,请大家听了我的传达后再讨论官的《意见》"。但当苏传达完前三个讲话时,官就强行收回他的《意见》,不让讨论。后经编辑部广大干部的要求,这个《意见》也收入了《争论集》第二辑。

基本上能够进行比较平等地讨论的争论,大致就如上述。在这以后的和风细雨的整风转向开始大鸣大放的初期,编辑部干部由于以往对编委们的争论曾有所闻,但却不知其详,为了在今后工作中知所适从,都纷纷要求:一、把以往的争论纪录原封不动地编印出来,发给大家,让编辑部各部、组、室进行研究、讨论和提意见;二、接着,编委会还应召开扩大会,让各部、组、室都选一代表参加;三、编委扩大会应请省委派代表来听取意见和作出结论。在这些要求中,关于公开争论的要求是得到同意并落实了。这就是1_9_5_7_年5_、6_两月先后印发的《争论集》第一、二两辑。但是,此后面对面的平等争论是再也没有了。就是在整风鸣放后期,中央指示准备反右派的5_月下旬,周惠在他的农村工作试点的长沙县高山乡召开有报社干部尹岳中、周孝本二人参加的干部会时,就不列举任何事实,公然宣布:"报社的问题,同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制造的反革命事件是一回事。苏辛涛则是它的头子。"会后,并要尹岳中、周孝本立即回长,告诉报社干部:"不要跟苏辛涛走,要跟官健平走。"他们二人回来告诉苏后,苏立即为此事去请示周小舟:"知不知道这回事?"周小舟说,他也刚从高山乡回来的省委干部口中得知。苏说:"我有错,希望省委当面教育,并具体说明错在哪里。如果不当面教,又不指出错误言行,我想改也不知从哪里改起。"周小舟说:"是呀!我也觉得这种作法很不对。"苏又说:"我早向省委报告过,我的能力是不足以担任副总编辑任务的,请省委把我调离报社,另行安排一项我能胜任的工作。现在,省委第三书记既认为我的错误很严重,我更希望省委尽快对我的工作进行新的安排。" 周小舟说:"省委完全信任你,不要胡思乱想,要继续好好干。"周小舟和我这次谈话,在所谓"反右倾"运动中,二人都如实交代过。1957年6月8日,整风鸣放转为反右派后第二天,编委会立即开会一致通过如下决议:发生在这以前一年多报社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按照中央指示,等待反右派结束,恢复党内整风时再处理。与这同时,还一致通过把整风鸣放办公室改为反右派办公室,原任整风鸣放办公室正副主任的官健平、蔡克诚仍继续担任反右派办公室正副主任。这两个决议上报省委后,也立刻得到以周小舟为第一书记的省委批准。这就说明,周惠把本报在以往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诬蔑为所谓"匈牙利事件",是被省委否定了的。


强加的所谓"罪状"与事实

但是,周惠并未放弃他原来的把报社反右派斗争矛头指向邓钧洪、苏辛涛等人的打算。1957年7月,周小舟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出席由毛泽东主持在山东青岛召开的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周惠就利用了这种特殊时机,带唐麟来报社宣布:现在天气热,报社反右派的宣传任务重,报社内部的反右派斗争应暂停。所谓"暂停",是趁机把蔡克诚从反右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换下来,改由孟树德担任。同时,周惠还从省委调来一位副部长和两位处长,协助官、孟尽快把反右派斗争从党外转向党内。从7月底开始,周惠就指示官、孟,先后揪斗蔡克诚、傅白芦、苏辛涛、邓钧洪四个编委,并在8月19和24两日的报纸上公开发表消息,把他们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右派小集团",还把他们的所谓"罪状"分列为三大部分,即:"企图把新湖南报办成(资产阶级)同人报"、"反对省委领导"、搞"独立王国"和进行"宗派活动"。三大"罪状"又依次开列了若干条所谓具体"罪状"。但是,所有的"罪状"都找不到任何真实事实来作证。如果说也有点事实,只是对我们在争论中的言行完全采取断句(不仅是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和无中生有等手段制造出来。为了弄清这种靠捏造事实才弄颠倒了的是非,往下就把所谓三大"罪状"中的具体"罪状"与有白纸黑字为证的真实史实一一加以对照。

一、关于所谓"企图把新湖南报办成(资产阶级)同人报"这部分"罪状"中的具体"罪状"与事实。

第一条所谓具体"罪状"是:"对'党报是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这一根本性质的理解是:"抽象的一致,具体的矛盾"。"根据这种理解",就"强调"在报上开展"批评","拆党的台"。

这条"罪状"能举出事实来作证吗?不仅没有,而且"罪状"强加于我们的,正是我们一贯反对的。

能够证明我们对"党报是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的一贯理解的主要成文言论就有:
①苏辛涛1951年7月作的《关于中南局报纸工作会议的传达》(已印成小册子,存报社资料室),就着重批判了借口"充当人民的喉舌"和"为人民服务","而不用或很少用党的思想,党的政策去教育人民"的观点;并着重指出:"只有党的报纸,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报纸"。
②苏辛涛在1955年5月,向初来的党员记者作《关于"党与党报"的学习报告》时又指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一回事的两个方面。我们党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利益的,这也是人民的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以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固然也包括在这个集体之内,但还有其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因此,这中间还有一定的矛盾。……人民群众当其还未觉悟的时候,这种矛盾就存在。所以提高群众觉悟,就可以克服这种矛盾。只要我们能够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又能教育群众为他们的最大利益而奋斗,我们就是真正对党对人民的利益负责。"(全文载当时印发的报社内部刊物《新闻业务通讯》)
③苏辛涛在《统》文中也说:本报"是党和人民的报纸,……如果以为代表天线(党委)和地线(人民)说话的立场和态度是不同的,那么,实际上就会犯1950年流行一时的工团主义错误"。
④傅白芦1_9_5_7_年春受编委会的委托,根据1956年11月的编委讨论整理出来的《一些急待解决和必须研究的问题》(载《争论集》第二辑,以下简称《问题》),谈及党报和人民报的关系时也指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为党说话和为人民说话是一致的"。

能够证明我们对在报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看法,同这条所谓"罪状"的诬蔑完全相反的言论也很多。如:

①傅白芦1955年冬代编委会起草的《新湖南报工作规划》(草案)就规定:"在报上发表任何形式的批评,事实必须经过调查研究,批评的态度和观点必须正确,严格按照党的原则、中央的决议和省委意图办事,做到实事求是"。(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曾上报省委并发给编辑部各部、组、室)。

②苏辛涛在1_9_5_6_年7_月争论中的第二次发言和在《统》文中都反复重申党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有关规定,即:"批评一定要充分进行,一定要正确,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被打成所谓邓、苏"集团"的其他成员在争论中的发言也一样。

③1957年5月7日本报刊出苏辛涛在省政协会议上的发言针对当时乱放乱鸣倾向着重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优越的。……我们工作中的成绩是大大超过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为了使报上宣传能够全面反映我们的社会面貌,从总的方面说,报上的表扬必须多于批评"。

 

第二条所谓具体"罪状"是:"对于刊登省委指示一向抱着厌恶态度。……苏辛涛就曾攻击我们的报纸是'布告牌'。傅白芦、蔡克诚对于省委交来指定要见报的稿件,更是采取消极抵抗态度,或是见报后加以指责"。

这条所谓"罪状"能从我们的一贯言行中找到唯一的"证据"是苏辛涛在《统》文中使用过的一个词,即"布告牌"。苏从本报创刊时起,就是编委,从1951年到1957年8月被批斗前,又先后担任过社长制的副总编辑、总编辑和总编辑制下仍主管整个版面宣传的副总编辑,他先后接到省委指定要见报的文稿,最少也有数百件,为什么不能找出一件来作证?苏在《统》文中使用这个词时,谈的又只是宣传形式问题,而不是内容问题;是为了说明报纸的宣传形式"不同于书籍、刊物、文件,更不同于内部刊物和布告牌"。至于宣传内容,《统》文开头就着重指出:"必须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指示和省委意图为准绳,不能另有其它准绳。"还应指出:反对把报纸办成布告牌,也不是苏首创,而是1950年3、4月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一个规定。

"罪状"强加于傅、蔡的"罪状"好像很多,但一查《争论集》第一辑中孟、蔡的发言和第二辑中傅的《说明》,原来也是纯属捏造。因为孟在发言中指出傅不同意登,登出后又"加以指责"的稿子只有一篇是省委农村部来稿;而傅的《说明》则证明:他不是不同意登这篇稿子,而是为了执行当天编前会已通过的关于第二天报纸版面安排的规定,只建议"迟登"一天,请示苏后又按苏的意见没有推迟。孟说蔡不同意刊登省委农村部的来稿是三篇,但蔡在孟的发言后就接着发言指出:他不同意登的只一篇,而且不晓得是省委农村部的来稿。孟初看完也因不晓得是省委来稿曾不同意登。后来两人弄清稿子来源后,就皆同意。还有一篇也是省委农村部来稿,蔡看后只向官建议加以删改。他的删改意见,官也同意。但当官用电话同省委农村部商榷时,却遭到拒绝,他和官也就只好照登了。蔡说完,在场的官、孟也不敢否认。官、孟在争论中的发言,写成文字时,曾违反省委规定,擅自加以改动;但他们的成文发言,仍保存有与蔡上述事实相似的话。

第三条所谓具体"罪状"是:"强调一切从报纸的特点出发……把报纸的特点强调为第一位的东西,而把党的方针政策放在第二位。因此,他们实际上与党的方针政策处于对立的地位"。

"罪状"摘引的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这半句话,见《争论集》第一辑中苏辛涛的第二次发言。原话是"如果从实际出发来检查(1956年)3月份的(农村)报道,首先应该从当时湖南全省的实际出发。省委关于当时的方针政策,是从当时的实际抽出来的,是当时湖南实际最本质的东西,应当成为我们检查3_月份报道的最重要的标准。其次是从报纸的实际出发。我们党……历次关于报纸工作的决议,是从报纸的实际抽出来的,是报纸实际最本质的东西。这些决议应该成为检查3_月份报道的另一重要根据。有人说,强调从报纸的特点出发来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这是闹独立性和特殊化,我认为是不对的。只有那些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拒绝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包括党所制定的办报方针、政策和决议)的人,才是闹独立性和特殊化"。

第四条所谓具体"罪状"是:"苏辛涛认为'新湖南报首先是一种宣传机关','不是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人与自然作斗争的据点','只能和只应通过思想斗争来参加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人与自然作斗争'。……在这里,苏辛涛就把党报作为党进行阶级斗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武器的根本性质一笔勾销了,并且将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割裂开来,而不是在政治斗争、经济斗争中去进行思想斗争。显然,他们所说的'思想性'是没有躯壳的脱离具体实践的幽灵。'魂不附体'这四个字可以说是这种'思想性'的最好写照(实际上这个魂还是附在资产阶级身上)"。

"罪状"摘引苏辛涛的话,均见《统》文第二部分第一节。这种摘引更是极尽断章又断句取义和颠倒黑白之能事。因为:①这一节头段说的原话是:_"第一,新湖南报是宣传机关。一切宣传机关是专门做思想工作的,都是直接进行思想斗争的据点,而不是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人与自然作斗争的据点。当然,思想斗争也不是且不应该是抽象的,而应该是且必须是与具体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生产斗争紧密地联在一起的。离开具体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生产斗争,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思想斗争"。②《统》文第二部分是分六节来说明本报的性质和方针任务的。除上述第一节,以下五节的要点分别为:"第二、新湖南报不但是一种宣传机关,而且是以报纸作为宣传工具的机关。因此,它就应该不同于书籍、刊物、文件,更不同于内部刊物和布告牌。""第三、新湖南报不但是一种报纸,而且是党和人民的报纸。党和人民的报纸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报纸,不论在立场上、观点上和方法上,都是有着本质不同的,而且是异常尖锐地对立着的。""第四,新湖南报不但是党和人民的报纸,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报纸。因此,对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办报经验,决不能教条主义的学习。""第五,新湖南报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报纸,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和湖南人民的报纸。""因此,它首先必须大力宣传中央的指示,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不能特殊化。""又必须根据省委的具体意图和湖南的实际情况,来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和党中央的指示,不能一般化。""第六,新湖南报不但要努力成为党和人民的报纸,而且更应努力成为党和人民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的报纸。""我国社会性质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必须深入研究这一变化所规定的政策和措施。""不要落后于实际"和"言不及义"。③《统》文开头还着重指出:"新湖南报的宣传内容必须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指示和省委意图为准绳,不能另有其他准绳。新湖南报的宣传方法,必须以中央关于报纸工作的决议和指示同省委关于本报工作的决议和指示为准绳,不能另有其他准绳"。只要拿《统》文的上述原话与这条所谓具体"罪状"相对照,"罪状"纯属诬蔑,也就一目了然。

第五条所谓具体"罪状"是:"他们十分厌恶先进经验、技术的宣传。去年3_月份,报纸根据省委指示,较为集中地刊登了作为巩固农业社、打好春耕生产第一仗的重要手段的定额包工经验,苏辛涛等……竟诬蔑说这是'灰溜溜的一大片',是'开倒车'、'党八股''多'了'滥了'。"

这条所谓具体"罪状",也似是实非。

说是似是,是指我们的确批评过周惠和官、孟在1956年春的农村报道中单纯突出定额三包经验和生产技术。批评的理由和经过,前面已介绍过,不重复。

说是实非,是因为:第一,我们不仅不反对、而且一贯主张宣传先进经验、技术。这不仅散见于我们争论中的发言,而且还通过了《编委会关于农村工作经验技术宣传的决议》。第二,周惠和官、孟在1956年春所宣传的经验、技术,也不是如"罪状"所说是"根据省委指示"。本文前面也已介绍过,这种做法恰恰背离了省委这年春的农村工作文件中关于"抓好思想发动"是巩固农业社、搞好春耕生产的"关键"的指示。

第六条所谓具体"罪状"是:"对于关系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心工作的宣传和农村工作报道,他们表现了严重的厌恶情绪,……攻击农事活动的报道是经验主义的就事论事的报道。……企图削弱报纸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

我们的确反对过1_9_5_6_年春农村工作经验中的"经验主义的就事论事的报道"。例如,苏辛涛在《统》文中就指出:"新湖南报有几次思想讨论,之所以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就是因为这些讨论抓住了实际工作中带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问题,并把这些问题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联系起来进行讨论。与此相反,有些宣传,如各年的农事活动报道虽然数量较多,但由于这些报道往往是经验主义的就事论事的报道,思想性不强,因而给人的印象很淡薄,有的甚至不看,或只看了标题就滑过去。"在这些言论中,难道能找到一点所谓反对"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心工作的宣传和农事活动的报道",并"企图削弱报纸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的影子?

不仅这样,我们对于中心工作、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宣传态度历来是很明确的。成文言论也很多。例如:①苏辛涛1_9_5_5_年初代省委起草、并经省委下发执行的《中共湖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的决定》,就明确指出:"本省今天的工作重点仍在农村。因此,以合作化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应是用最大篇幅来宣传的中心。总路线的宣传,党的生活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通俗化宣传,报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开展同理论工作的加强等,都应围绕着这一中心来进行"。②傅白芦起草的《规划》的引言也着重指出:"本报今后长期工作重点是在农村"。给我们定"罪"时,为什么把这些付诸行动的成文言论也视而不见,这不是无中生有是什么?

第七条所谓具体"罪状"是:"'强调所谓读者兴趣'和'读者观念'。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要发表一些花花草草的东西,来配合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兴趣。……企图削弱党对人民的教育、鼓舞和组织作用

我们的确认为办报要注意"读者兴趣",要有"读者观念"。但我们心目中的读者是谁呢?苏辛涛在《统》文反复强调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和省委意图时,就同时指出:"报纸的读者对象,决不应像书籍、刊物、文件一样,只限于某行某业的少数国家干部,而是广大群众,首先是工农群众;也不是通过干部去面向群众,而必须在直接面向群众中面向干部"。傅白芦在《规划》中也写道:"在1956年到1957年,我们报纸的根本任务应该是:进一步深入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决议,团结、教育全省工人阶级、全省劳动人民,组织和动员社会上的一切积极因素和力量同全国人民一道,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这些话,不是同"罪状"的诬蔑完全相反么?

第八条所谓具体"罪状"是:"对旧中国资产阶级报纸十分留恋"。"苏辛涛力主'要学习旧中国的办报经验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报经验'。说如果不学习,就是'把历史遗产全部否定和闭关自守',就'只好再过蒙昧时代的生活',而且就是'缺乏党性和阶级性'。苏辛涛这席话,的确体现了他是有鲜明的阶级性,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罢了"。

这条"罪状"摘引的苏辛涛的话,见《统》文第二部分第四节如下半段话:"不仅要学习苏联的办报经验,而且也要学习旧中国的办报经验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报经验。有人说,向敌对阶级和敌对国家学习,这是缺乏党性和阶级性的表现。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晓得,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文化的发展更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历史遗产全部否定和闭关自守,我们就会只好再过蒙昧时代生活,更不要谈创造比旧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更高的文化了。"紧接着又说:"但是,必须着重指出:我们的报纸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报纸之一,我们学习敌对阶级、敌对国家的办报经验必须采取扬弃态度,决不能照搬。否则,那就真正的缺乏党性和阶级性了。"在这节之前的第二节还着重指出:"党和人民的报纸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报纸,不论在立场上、观点上和方法上,都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而且是尖锐地对立着的。"从苏辛涛的这些话中,又怎能找出一点"对旧中国资产阶级报纸十分留恋"和"体现了……鲜明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的影子?

第九条所谓具体"罪状"是:"在培养干部上,他们片面地强调新闻写作技巧的学习,把它放在唯一无二的地位,……而对于锻炼政治立场,提高政治觉悟,钻研党的政策这样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却避而不提。""在组织机构方面,傅白芦主张把现在的工业、农业、财贸、文教、党的生活……等部,按照资产阶级报纸的模样,改为编辑、采访、经理等部。傅白芦的这个主张,得到蔡克诚的大力支持,苏辛涛也很感兴趣。""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使报纸从思想到组织"都成为"资产阶级的'同人报'。"

这条"罪状"也极尽颠倒黑白和无中生有之能事。

首先,我们的有文可查的言论就与"罪状"的诬蔑相反。例如,苏辛涛1955年春向新来的党员记者作关于'党与党报'的学习报告时就指出:"报纸工作人员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党性锻炼":①"必须一切按照党的意志办事"。"为此,我们必须深入钻研党的理论、路线、政策,必须和党委呼吸相关、息息相通,和党委各部门取得密切联系。"②"必须对人民负责,密切联系人民群众。"③"要学习业务,精通业务。""一方面是学习写作技巧,这就是学会运用正确的文字来表达我们的意图。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必须学会运用这一武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采访作风。……我们把锻炼立场、观点和方法,当作学习业务、精通业务最重要的一项。"傅白芦写的《规划》也规定:"各部、组、科应根据本身业务需要,分别在二至七年内,培养出一批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知识、熟悉党的政策、懂得本部门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文化程度达到相当于大学程度的专家。"应该附带指出:在干部政策上是的确存在着分歧的。主要分歧,就是邓钧洪在1956年7月的争论中指出的,是我们不同意官"对有些党员干部的提拔,在德才标准的掌握和考虑方面,不够全面";"对非党干部也不应轻易取销他们的职务"。苏辛涛在7_月争论中的第一次发言,也有类似表述。

其次,在组织机构的设置上,傅白芦在《问题》中是说过:"需要把国家工作的分工和报纸的业务分工结合起来,把我们党的办报传统和中国旧报纸的有用经验结合起来考虑一下机构问题。比如设立评论部、编辑部、采访部、群众工作部(这是旧报纸没有的)、经理部这样五个部来进行工作,是不是可以呢?在前四个部内可以适当的但不是很细的进行专业分工。"傅白芦的意见不外是:应把报纸的业务分工放在第一层次,而把国家工作的分工放在第二层次。这种设想,和1950年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前的党报是完全一致的,和旧中国的报纸也大致相同,只是旧中国的国民党报纸都不会有群众工作部或读者来信部。史实如此,怎能把他的建议说成是"按照资产阶级报纸的模样"?至于苏辛涛关于组织机构的看法,在《统》文中已明确指出:必须"按照国家生活和报纸工作特点来决定,"并强调原有机构的"存废问题必须慎重,因为改组一次,影响很大。我们必须把为什么存和废,如何存和废,早废还是缓废的利弊全部加以比较后,才能下决心。不要轻易决定。"把傅白芦和苏辛涛上述的话,当作他们企图把本报改造成"资产阶级的同人报"的"罪证",这不是明显地指鹿为马么?


二、关于所谓"反对省委领导"、"搞独立王国"的具体"罪状"与事实。

第一条所谓具体"罪状"是:"把'省委'和''人民'对立起来。他们也承认省委和人民是一致的,但这种一致是抽象的。他们认为省委和人民有矛盾,矛盾却是具体的。苏辛涛的谬论是:'党和人民在总的方面是一致的,但在具体问题上有矛盾,因为党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人组成的,所以党和人民岂不是有矛盾?'按照苏辛涛的谬论,中共湖南省委不能代表湖南人民,那么谁来代表湖南人民呢?这就必然是苏辛涛这个右派小集团来代表湖南人民了。所以苏辛涛进一步提出,报纸责无旁贷之一,是要把党委不能管到的、群众中'全部大大小小的问题都管起来'。他在这里不仅推翻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和事实,而且要使报纸代替省委的领导。傅白芦将他的谬论引伸,又提出了一个更加露骨的'见解',他说:党委不可能不发生缺点和错误,这就需要报纸发表群众意见进行监督。他们企图将报纸从省委领导下抽出来,居于监督省委的地位,和省委唱对台戏。在实际工作中,他们的确也这样做了。"接着,就举了苏辛涛在1957年5月8日到6月7日的整风鸣放期间曾签发过有批评省委内容的一条座谈会新闻和一篇乱鸣乱放文章,同傅白芦在同一期间提出过要研究别的党报当时发表的批评党政机关言论的建议,作为例证。

这条所谓具体"罪状"所摘引苏、傅的话是否真实,所举的例证是否言之有理,答案也只能是否定。

第一、苏辛涛从未说过"党和人民在总的方面是一致的,但在具体问题上有矛盾"。更没有说过:党和人民之间的"一致是抽象的,矛盾都是具体的"。不错,苏的确认为:党和 _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如果对人民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处理不当,也会产生一定矛盾。前面用来同所谓"罪状"第一部分第一条具体"罪状"相对照的苏辛涛的成文言论中头三点,特别是第②点,就是铁证。苏辛涛这种看法错了吗?请看看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如下的话吧:"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第二、苏辛涛在《统》文中是说过:报纸应该把群众关心、而党委却还未注意到的问题如实向党反映并在党指导下加以报道。原话是:"关于天线(党委)和地线(人民)的关系,有的同志说,有了天线就得,不一定要地线(按:这是孟在1_9_5_6_年7_月的争论中说过的话。收入《争论集》时,他违反规定作了很大改动,但原意仍在)。另一些同志又把天地线对立起来,要报纸既要代表党说话,又要代表人民说话(这是个别干部的意见)。编委会认为:这两种提法都是不对的。党章明文规定:党员既要对党负责,又要对人民负责。并指出,这两种负责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是党和人民的报纸,决不能只要天线,不要地线;也不能把天地线对立起来。"这些话,哪有半点"推翻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和"使报纸代替省委的领导"的影子?

第三,这条所谓具体"罪状"摘引傅白芦的话也经过修改,傅白芦在《问题》里的有关原话,是对1_9_5_6_年党中央对《人民日报》改版的批示中说的报纸"既是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的理解。傅白芦说:"首先应该肯定,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为党说话和为人民说话是一致的,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这是早已不成问题的了。现在中央这样提,据我的领会,除了这样总的一致之外,由于党委不可能事无巨细都考虑了,或讨论了人民群众中各种问题,由于党委的工作或党委工作人员的工作中不可能不发生一些缺点或错误,这就需要报纸将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反映到报纸上来,让群众帮助党注意一些未考虑的问题,克服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报纸这样做,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又是为了党的利益。中央这样的规定,就可以防止那些'只是党委的机关报'的片面的理解,克服那种以为只有党委的声音就行了的见解,从而大大增加了报纸的群众性,也就是党性。"这些话,不仅和前面引用过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话相一致,而且和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如下的话也完全一致:"我们需要党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的党外监督。"到底是和党中央完全一致的言论有罪呢?还是反对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言论有罪?

第四,这条所谓具体"罪状"列举苏辛涛和傅白芦在1957年5月8日到6月7日期间签发关于鸣放的报道,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但是,这种作法是"和省委唱对台戏"么?答案完全相反。这不仅因为苏辛涛、傅白芦在这期间签发了关于乱鸣乱放的稿子,事先都征得周小舟的同意。周小舟的已见报的在5_月召开的省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也可作证,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这年7_月1_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还着重指出:"在一个时期内,不登和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的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到6月7日正是这样做的。"史实如此,到底是苏、傅在"和省委唱对台戏",还是本"罪状"的制造者在和党中央与省委唱对台戏,难道不是一目了然么?

第二条所谓具体"罪状"是:"把省委和中央对立起来。苏辛涛认为二者之间的一致是抽象的,矛盾是具体的。按照苏辛涛的谬论,省委不是在中央领导之下在湖南具体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领导机关,那么谁在湖南全面担负这个任务呢?这就必然是苏辛涛这个右派小集团在湖南代表中央了。苏辛涛进一步诬蔑省委只注意宣传地方,不注意宣传中央。他们企图在'宣传中央'的幌子下摆脱省委的领导。在一年多来的办报方针争论中,苏辛涛是……诬蔑省委不照中央的指示办事。……尤其恶毒的是,苏辛涛在宣扬他们的'既要宣传中央又要宣传地方'的论调之后,紧接着说:'我们决不能再蹈东北地区报纸的覆辙'。因为东北地区的报纸曾经一度变成了宣扬叛徒高岗个人的工具。苏辛涛的这番话完全是种诬蔑。"

这条所谓具体'罪状'三个单引号内的话,均见《统》文第二部分论述本报的"性质"和"方针任务"第五节前四段。但不是原话,原话是:

"第一、新湖南报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报纸之一,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和湖南人民的报纸。"

"新湖南报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报纸之一,因此,它首先必须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和决议同中央的指示,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不能特殊化。新湖南报既然又特殊是中共湖南省委员会的机关报和湖南省人民的报纸,因此,它又必须根据省委的具体意图和湖南省的实际情况,来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和党中央指示,不能一般化"。

"现在,有些同志提,只宣传省委意图即得,不提宣传党的路线 _、政策、决议和党中央的指示,我们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我们必须记得:全国第二次宣传会议曾着重批判过东北地区报纸所犯的原则性错误,我们决不能再蹈别人的覆辙。"

"另外,又有些同志提:我们只能以党中央的中心为中心,只能以总路线为中心,不必以省委的中心为中心,这同样是不对的。党的中心必须由各个地区具体贯彻,不然这个中心就永远都是纸上的。离开省委的意图来宣传全党的中心,这种宣传就一定是空洞的、脱离实际的。还应指出:省委的机关报如果不坚决地全面地宣传贯彻省委意图,正如只宣传省委不宣传中央一样,都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问题,是关系着党报的党性问题。"

苏辛涛的话的确包含有"既要宣传中央、又要宣传地方"的意思。但这错了么?苏辛涛写《统》文时,党的七大制定的党章还在执行,其第24条就规定:"各级党组织必须保证在自己指导下的报纸宣传中央机关和上级组织所定的政策。"党的八大制定的新党章第2_7_条也规定:"各级党组织的报纸必须宣传中央组织、上级组织和本级组织的决议和政策。"

在一年多的争论中,本报是不是"既要宣传中央、又要宣传地方",的确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焦点。但是,这种争论只存在于绝大多数编委和编辑部广大干部同周惠及官、孟之间。本文中"争论的经过和焦点"那一节,对这方面铁证如山的史实,已作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第三条所谓具体"罪状"是:"把'省委负责同志'与'省委'对立起来"。他们认为省委之间的一致是抽象的,矛盾是具体的。苏辛涛说:"省委个别委员毕竟不等于省委。因此,在重大问题的宣传上,则仍以省委的意见为意见,不要以个别省委委员的意见为意见。"傅白芦、蔡克诚等编委的主张也和苏辛涛一样。

这条所谓具体"罪状"中摘引苏辛涛的话,见《统》文中如下一段话:"对于省委和省委个别委员的关系也应弄清楚。省委不是抽象的,而是各个省委委员组成的。新湖南报是省委的机关报,当然要服从省委委员的领导,执行省委委员有关他所管辖的工作的宣传指示。但是,省委个别委员毕竟不等于省委。因此,在重大问题的宣传上,则仍应以省委的意见为意见,不要以个别省委委员的意见为意见。"苏辛涛的话有罪么?请看看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如下一段话吧:"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还应指出:苏辛涛这样说,也是为了对官、孟把个别省委委员、甚至个别省委委员领导下的干部等同于省委的看法表示异议。他们在争论中一直说,1_9_5_6_年春的纯业务、纯技术的农村宣传是"省委意图"。但是,即使不用这年春省委关于农村工作的众多文件中反复强调的必须以"抓好思想发动"是做好工作的"关键"的指示相对照,只按照他们惯用的从稿件来源作辩护的方法来看,也足以证明这条所谓"罪状"的诬蔑性质。孟树德在1_9_5_6_年7_月的争论中用这种方法来说明这种宣传是来自"省委意图"时,所举十九篇纯业务、纯技术长文,除了五篇是省委农村部送来的以外,其余十四篇,就分别由农业厅和地、县、区、乡的党政机关送来。不仅这样,孟在这次争论中还说:"不是省委委员"的人,只要他的工作是省委分配的,"他的意见也就应该是代表省委的意见"。这难道不是荒唐么?


三、关于所谓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具休"罪状"与事实。

在这部分所谓具体"罪状"中所提到的史实,虽然作了极大的歪曲和篡改,并反复地把与省委的决议和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指示相反的周惠的个人意见说成是省委的意见,但也不得不依照时间先后提到了如下一些真史:①1956年春末,编委会经过长达17小时的争论,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改进农村工作经验与技术宣传的决议》。②同年5月,读者来信部和农村部按照官健平的《关于开展改进报纸工作运动的动员报告》所布置的方式之一,举办了大小两个展览会。③同年7月,按照省委指示,召开编委会展开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争论告一段落后,苏辛涛按照包括官健平、孟树德在内全体编委的要求,把他在编委会上谈过的意见,写成以《统一认识,行动起来》为题的长文。④同年11月,包括官健平、孟树德在内全体编委开会,一致推举傅白芦、蔡克诚、李冰封、袁家式四人起草一份"不谈过去,只谈今后"如何改进报纸的方案(李参加一小段后就被调离报社)。⑤同年12月,我们在省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从周小舟口中得知,周惠在会上对我们的批评"决不是省委的意见"后,我们也置之不理。⑥1957年3月底,苏辛涛从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回来,看到官健平在苏辛涛离湘之日抛出,在家编委除孟树德外皆不同意的《意见》后,觉得官健平的《意见》与这次会议的精神出入很大,也表示不同意,并请大家等他传达完会议精神后再讨论官健平的《意见》。⑦同年5月中旬末,苏辛涛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请示本报何时和如何贯彻执行这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时,周惠曾抢先提出不得批评农业生产等五项原则,但周小舟作总结时只说:要认真全面地按照中央这一指示办。事后,本报也就先后发表了几篇有关党外人士鸣放的报道。⑧整风、整风鸣放两个时期和反右派开始时成立的特设办公室正副主任,也按常规,都由编委公推官健平、蔡克诚分任,并皆得到省委批准。1957年7月,周小舟奉命到青岛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后,未经编委和省委的讨论,周惠就把蔡免职,把蔡的副主任职务交给孟树德。⑨整风初期,按中央和省委规定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如何整风时,到会的人除官、孟外,都要求公开一年多来的争论,经请示省委得到同意后,就印发了《争论集》第一、二两辑。⑩1957年5月底,周小舟亲自对苏辛涛说:周惠在高山乡召开的干部大会说报社的问题是"匈牙利事件",他决不同意。因此,我们对周惠这一诬蔑也一直采取反对的态度。这些真史,有哪一件是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的"党内宗派活动"?

还应指出的是:在争论过程中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的现象确是常见的,但不是出自我们,而是出自周惠和官、孟。这种史实,除前面介绍过的,由官、孟主管的1_9_5_6_年3_月的农村报道严重背离了当时要执行的党中央和省委文件,周惠1956年11月和1957年5月两次对我们的攻击皆被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否定,周惠在1957年5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对农村工作不许鸣放五项原则,既违反了党中央刚下发的指示,又被周小舟作总结时所否定外,仅就《争论集》所收双方的言论,特别是第二辑所收傅白芦、王秉乾、杨德嘉的《说明》来看,官、孟这种言行就还有:①官批准将1956年4月《编委会关于农村工作经验与技术宣传的决议》上报下发后,又说他本来不同意。②官在争论发生后,就把方针性的争论说成是"人事纠纷",把大家不同意他和孟的报道思想的意见,说成是对他们进行"围剿",使他们陷于"孤立",并暗中对个别的编委进行了所谓人事"调整"。在争论期间,邓钧洪、李冰封先后被调离报社,柏原被派往中央党校学习,苏辛涛被派往省委党校自学,显然皆与这种所谓"调整"有关。③官在1_9_5_6_年夏的改进报纸工作运动中,两次代表编委会对干部作动员报告时,都同编委会在事前通过报告的内容唱反调。④官、孟在编委会和其他编委一致通过,要苏把《统》文的原始发言,改用编委会的名义写出来,经编委传阅、讨论、修改通过后,推举一编委用编委会的名义向下报告,以结束长期陷于自流的改进报纸工作运动,但事后又食言,苏把《统》文写好交官后,官不仅不让编委传阅,而且送给周惠,周惠则要唐麟长期密藏起来。⑤官的《关于去年(1956年)改进报纸工作运动所争论的几个问题的意见》长文,已在1957年3月苏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写好,但却秘而不宣,硬留到苏离湘之日才抛出来,要在家编委赶快传阅、讨论、通过。后来听了苏对会议精神的传达,又强行收回,不让讨论。⑥《争论集》所收双方发言,省委本规定任何人都不准做任何改动,但官、孟却擅自改动了他们的发言。等等。

最后,还应指出:争论中的是非,在反右派中完全被颠倒后,带来的恶果,不仅使本案的蒙冤者长期受苦受难,甚至家破人亡,而且还使本报在往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时断时续地受着这种被颠倒了的是非所左右。其中,把省报的使命仅仅归结为"只宣传省委意图即得",特别是把个别省委委员与中央和省委决议背道而驰的意见也等同于"省委意图",危害尤其严重。正如80年代初,以毛致用为首的省委一再检查过那样:在1978年,当全国报刊都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反对"两个凡是"的宣传时,唯独本报不搞。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拨乱反正政策,本报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及时联系本省实际展开宣传。

争论中的是非之所以在反右派中被弄颠倒,打击面之大又骇人听闻,蒙冤者所蒙的不白之冤在所谓"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中又一再加码,直接原因,当然是由于周惠在周小舟1_9_5_7_年7_月离湘到山东青岛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后,就公然否定了省委在这以前批准的编委会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决议;并且不经编委会研究,就撤销蔡克诚的反右派办公室副主任的职,还使他成为本冤案党内第一个被批斗的人。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由于这期间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背离了党的八大路线。1_9_5_9_年夏末秋初,在庐山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时,更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组织原则,并把阶级斗争从党外扩大到党内,硬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敌对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接着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把"左"倾错误推到顶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得好:"'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错误领导发动被反革命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由于在"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加上我们这一冤案又是周惠利用周小舟离湘的时机制造出来,所以,1959年秋末,周惠在长沙协助新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指挥批斗周小舟时,自然趁机把本案受害者打成所谓"彭、黄、张、周集团"在湖南的"墙脚"和"台柱"。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又把我们定性为"专政对象",也是势所必然。

只有到1978年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通过实践去认识、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果断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口号之后,冤案才得以平反。当年新湖南报所划5_4_名右派,全部得到改正。

总之,本案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同党、人民和国家在同一时期所经历的曲折过程是完全一致的。它充分说明个人的命运和党、人民、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回顾本案时,也就不必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和恩怨,而应该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与本案有关的历史的分析,七大以来历届党代会通过的党章有关党的建设的规定,特别是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所规定的"党的建设必须实现"的"四大要求"(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坚持民主集中制")为指针,对本案的曲折过程作出实是求是的分析,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是非和经验教训,以供后人借鉴。


附记:
苏辛涛同志的文章早在去年就已寄来,以后他一直关心本书的早日面世,曾多次来信,表示愿意多出资,支持克服各种困难,并嘱咐书出以后,多寄几本给他,分送亲友。由于种种原因,本书迁延至今方才排印。前不久,得到他儿女的讣告,他因患肺癌,已于今年2_月2_0_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8_4_岁。噩耗传来,我们不胜悲痛,在此表示深切的悼念。他坎坷的一生,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刘皓宇200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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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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